一九四二年，上海召会因着风波，加上日军的占领，停止聚会后，倪弟兄就到了中国抗战时的首都重庆。在那里有一班弟兄姊妹，许多是从山东齐鲁大学去的，也有少数来自别处。在这些圣徒中间，几乎没有反对倪弟兄的气氛。虽然如此，倪弟兄还是不肯参加召会的聚会，因为他灵里觉得，上海召会对他的问题没有清楚之先，他不能参加别处召会的聚会。这是因他认识真理，知道众召会在全地乃是一个身体，在一处召会有问题，在各处召会都有问题；自己在上海不被接受，不能因为到了重庆，就没有问题。

虽然如此，一面因着弟兄们的饥渴，一面因着没有什么反对的气氛，倪弟兄也就答应弟兄们，每周最少一次，和他们在一个非召会聚会的地方，一同有交通，并有一点查经。那时，他们所查读的真理，整理印行出来，就是‘教会的正统’一书。以后，这本书在后方先印了出来，等到胜利后，书房就再增印，借着这样，主的见证在重庆、成都一带，多少有点开展。我们许多人所认识，曾在台北召会服事的张郁岚弟兄，和已过在高雄召会服事的郑大强弟兄，还有好些别的弟兄，都是在重庆和倪弟兄接触，读经而得救的。所以，当时实在是带进了一班人。然而，因着那种特别的情形，这个开展仍然受到限制，带进来的人不是太多。

一九四五年九月，日本正式投降。那时我在青岛，仍旧不能太活动，因为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得到恢复。一九四三年五月我被日本人监禁约一个月后，虽得着释放，却也患了严重的肺病。一九四四年十月间，我得了机会，从烟台逃到了青岛，加上太平洋战事，日本人也就不太注意我，我这才得以在青岛平静的休养。当时我的家人都还留在烟台，弟兄们安排接待我，也要求我在那里休养时，每周至少能有个时间和他们一起交通。

当时因着日本特务机关强逼青岛的召会，参加日军所监管的一个基督教联合会，青岛召会觉得不便参加，为着避免不必要的困扰，只好暂时解散聚会，关起会所大门。

青岛会所在当时就是个非常好的会所，完全用大石头砌造的，外观像堡垒一样，地方相当大，也有招待所。我就在那里休养，并且每周一次，在一位弟兄家里有少数人的追求、交通。当然平日我出去散步，也有人来和我交通。就这样，我在那里住了一年半多，从一九四四年十月，到一九四六年夏天。

在这期间，有一件事发生，约在一九四四年，栾腓力弟兄患了非常严重的肺病、高血压、失眠症等。他是相当忠心的一位弟兄，不太顾到自己，多是顾到别人。在他得重病之前，他觉得应当到北平，照顾那里的召会，就去了北平。没有多久，不过二、三年的光景，到了一九四四年，他所罹患的肺病加重了。那时他个人祷告，弟兄姊妹也祷告，都有信心，相信主医治了栾弟兄，所以就赞同栾弟兄不再养病，起来照常活动。

我正在病中休养，也受到弟兄们同样的鼓励，认为我应该凭着信心，相信自己已经得了医治。然而我告诉弟兄们，事情不是这样，对那样的说法，我里面并不平安，因为我没有感觉应该继续活动，我觉得还是需要继续休养，一直等到我的身体完全康复。

事实上，我知道在那个时候，虽然弟兄们没有告诉我，但我里头非常清楚，他们都认为我养病养得太过了。他们曾告诉我的家人：‘把李弟兄的床拆了吧，他是离不开这张床的。’然而，我有我的章程，我一面接受弟兄姊妹的爱心，一面我心里明白，弟兄姊妹的爱心，常像我早年尽职时所尝过，平阳人蒸的那种馒头，只有外表光亮，里面却是生的；许多人的主张都是只看见外表。所以，我也不讲太多的话，只是我里头并不觉得是那样，我请他们还是给我一点自由，让我把身体休养好，再出来服事。

到了一九四五年四月间，一个月内两件不好的消息传来，一是我的先母，就是最爱我的，也是我所最爱的，在那个月过去了；当时我并不在家，她是在烟台过去的。第二是我亲爱的同工栾腓力弟兄，在北平也过去了。这两个消息传来，我的心是相当的伤痛。然而我相信，我们的生命是在神手中。到这个时候，我已经离家差不多半年了，所以有些想家；另一面，一个人在外总有许多不便，我就有意思考虑再回烟台。只是当时烟台的环境，因着日军仍在那里，我回去总是不太妥当，所以就放弃回去的想法，并把我的冬衣，全数托一位要回烟台的弟兄带回去。岂知他所搭乘的那艘日本船只，在从青岛开往烟台的途中，被美国军机炸沉了。因为那时美国不许可日本船只，在那一带海域上往来，不仅是军舰，就是商船也不准许。所以那位弟兄，连同我的冬衣，都葬在海底了。我估计自己最低限度，有百分之二十的可能，会搭上那条船，和弟兄一同回家看看；若是那样，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。我的冬衣是葬在海底了，但我这个人还在这里；我们的性命的确是在神手里。

一九四五年日本被迫无条件投降后不久，中国从内地开始复员。有些在政府机关作事的弟兄，因着战事迁到临时首都重庆，一九四六年春天抗战胜利后，就随着中央政府，回到南京。其中就有张郁岚弟兄；同时，还有一位原先在烟台经商的王裕堂弟兄，也到南京作生意。弟兄们聚在一起后，就决定开始聚会。

因着王裕堂弟兄的推荐，他们就写信请我到南京。经过一些转折，到了一九四六年六月间，上海的负责弟兄们，也写信请我去；所以我就觉得时候到了，因此定意从青岛出门。战事胜利后，交通已经开始恢复，但物资还是相当缺乏，我仅仅用一块白布，就把我的行李打包好，提在手里，搭飞机去了南京。弟兄们安排我住在张郁岚弟兄家，我一进张弟兄家，就发现两位我非常熟悉的人，李渊如姊妹和她的同伴张耆年姊妹，在那里等我。

上海召会从一九四二到四六年，这不及四年的时间里，一直在风波中，而且风波非常厉害；其中有一部分原因，是因李小姐也受了风波的影响。李小姐在我们当中比较年长，属灵也比较有分量，所以虽是个姊妹，多年来却相当受众人景仰。由于她也有分于那个波动，因此波动相当的厉害。然而经过将近四年的时间，李小姐开始有悔意，觉得自己不该有分于那个风波；一步错，百步歪，再也难以挽回那个局面，她实在非常难过。所以，那时她住在无锡附近，听见我要去南京的消息，就和她的同伴张姊妹，亲自到南京等我。

李小姐这时非常灰心，但也非常冷静。我们在那里有很透彻的交通，我完全了解她的心情。她表示她没有任何地位，在弟兄姊妹中间说任何话，因为她作了那样一件错事。言谈之间，她流露出，她觉得似乎是主的怜悯，在上海召会起风波时，特别保守我不在那里，今天才能给主一条路，作一点挽回的事。这就是我到南京时，那里的情形。

所以，我就在那里，向他们释放了生命树的信息。那是我从未讲过的道，是我在病中二年半所看见的。在那二年半里，我只看见一件事，就是我们在主的恢复里，在祂的工作里，所缺的就是生命。无论难处是在那一面，都是由于缺少生命。为着这点，我非常懊悔，在主面前有许多的认罪，和彻底的悔改，并在祂面前有对付。

在青岛养病期间，我没有作工，整天不是躺在床上，就是到外面散步。会所是靠近从前德国人在青岛的总督府，有相当好的环境，从会所步行三、五分钟，就可以走到那里。我是天天到那一带去，看见的尽都是树林、青草，我就在那些情景中散步，天天所作的实在都是祷告，并且多是悔改、认罪的祷告，我对主说，‘主阿，赦免我，赦免我缺乏生命。不仅我个人缺乏生命，在主恢复里的弟兄姊妹也都缺乏生命。主，你的恢复里惟一缺乏的，就是生命。’那个祷告是彻底的、认真的，也是透彻的，所以里头实在有光。

之后，我去了南京，一上台就释放生命树的信息。开头为着身体的缘故，我不敢放胆讲说，并且绝对守住一次信息不超过四十分钟。虽然信息很短，却是叫许多人得益处。尤其是李小姐，当她一听到生命树的信息，真是大吃一惊，可以说是闻所未闻，因此第一个受益的就是李小姐。她里头觉得上海召会的难处，的确是由于缺少生命。

我们都知道，生命树对面有一棵树，叫作善恶知识树，是产生死亡的；虽然有知识，又有善恶，带进来的却都是死亡。所以那棵树，不仅是复杂的，有知识，有善，有恶，还有一个结果，就是死亡。然而，生命树是极其简单的，就是生命；种的是生命，长的也是生命，给人得着的是生命，结果也是生命，一切都是生命。我以约翰福音中的许多事例，给弟兄姊妹看见，主耶稣就是生命树，祂的对面却处处都是善恶树；善恶树就是‘是非树’，善就是是，恶就是非，都不外乎是是非非；闲话就是‘是是非非’，都是善恶知识树上的东西。

我从约翰福音一一举例说明，要给众人看见，在约翰福音里，人来问主耶稣的问题，都是善恶树的问题，也都是是非的问题。在三章，尼哥底母首先开始有话说，‘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作教师的，因为你所行的这些神迹，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’（2）。然而，主耶稣对他说，‘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…你们必须重生。’（5～7）。主耶稣的意思是，祂不是来作拉比教导人是是非非，人所需要的乃是重生。

到了四章，来了一个不道德的撒玛利亚妇人。三章来的是个男人，看起来是好的、善的；四章这位女人，看起来却是坏的、恶的。这撒玛利亚妇人来了，自己有过五个丈夫，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丈夫，但她却来和主耶稣谈敬拜的问题。

主耶稣和她谈到活水，要她去叫她的丈夫来，好对付她的生活。然而，对她来说，丈夫是谈不得的。所以她就转了话题，转成为宗教家，来谈敬拜的事，她说，‘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，你们倒说，敬拜的地方必须在耶路撒冷。’（20）。主耶稣就告诉妇人说，‘你们敬拜父，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…那真正敬拜父的，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祂。’（21～23）。在这山或那山敬拜乃是善与恶，对与不对，是和非的问题；在灵里就是生命的问题。这是约翰三章和四章的事例。

到了约翰八章，经学家和法利赛人，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问主耶稣是否要用石头打死她？（3～5）。主没有告诉他们，要不要打死她。主乃是对他们说，‘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先拿石头打她。’（7）。这一讲就把生命树摆出来了，那些在死亡的善恶知识树里的法利赛人和经学家，就一个一个鸦雀无声的溜走了，没有一个留在那里（9）。这时，主耶稣就把生命树摆在那妇人面前，对她说，‘我也不定你的罪；去吧，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’（11）。

当时，这‘生命树’的信息在南京救了许多人，也释放了许多人；这些人都是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。他们因着四年前上海召会的风波，多年瘪气下沉，什么都不能作，这样的信息，叫他们的灵得着了释放，心也得着开启。

在这同时，李小姐就发信给远在浙江的许大卫、张愚之二位弟兄，要他们无论如何快快来南京见我。因为当初上海召会波动时，张愚之弟兄受了牵连，许大卫弟兄也受了影响；他们都是同工，且是受牵连的主要分子。他们受牵连之后，都瘪了气，什么都不能作，像李小姐在无锡一带一样；几年内，大家都没有办法尽什么功用。李小姐把信函发出去后，他们都来了。我和他们相当熟识，因为一九三六年在天津的工作上，张愚之弟兄和我被安排一同配搭事奉。

张愚之弟兄是浙江南方人，可说是个爽快的人，他见到我就直问：‘你真觉得倪弟兄没有错么？’他是逼着要我回答。这就给我们看见，我在那里讲生命树，但魔鬼却利用我最亲爱的同工，用知识树的对错来试探我。我想经历过的弟兄姊妹，差不多都不能通过那个引诱，然而我里头的确有生命树。我就问愚之弟兄：‘你们都觉得倪弟兄错了，请问你这样觉得以先，你是活的，还是死的？等到你觉得倪弟兄错了，定他的罪后，你又是活的，还是死的？’在这里我也从主学到一个功课，要回覆魔鬼借着人发出的问题时，不要先答他的问题，乃要在问题上问一个问题，叫他先作答。

这位张弟兄在没有定罪倪弟兄之先，并不是那样的死，所以在我问完他之后，他几乎哭着对我说，‘李弟兄，我必须说实话，我不觉得倪弟兄错的时候，我实在是活的，就是从我觉得倪弟兄错了，并且定罪他开始，我死到今天，我一点也没有办法活过来。’我就再问他，他觉得死的原因是什么，他无法确定的回答我。我就对他说，‘愚之弟兄，你问我关乎倪弟兄的事我怎么看，现在我答复你。首先我们要看见，你和我以及我们众人，没有一个人能否认，我们所以能到今天这个属灵的境地，属灵的程度，都是从倪弟兄得着了帮助。就如作儿女的所以能生出来，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都是从父亲生的。作父亲的是对或错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；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就是我们这些作儿女的，能生存在这世上，都是由于父亲生的。’

我说，‘在圣经里有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就是所有的儿女，对父亲一有了消极的话，就要受亏损。我们都知道在挪亚身上所发生的事，有一天他喝醉酒了，就赤身露体的躺在帐棚里，这实在是他的软弱。’（参创九21）。在这点上我也特别对弟兄们说，‘你们不要听错了，不要以为我是说倪弟兄有他的软弱。我先声明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们也不要这样领会。我乃是对你们讲到挪亚的历史，我们看见挪亚那时实在是软弱了，他的儿子含出去把他父亲的软弱，不是大大批评，或大大反对，只不过是告诉了他的兄弟们，这样，含就受到了咒诅。他的兄弟闪和雅弗，却快快拿件衣服，倒退着进去，不看他父亲的赤身，而将他父亲遮盖起来。他们二人就因此蒙了祝福（22～27）。这不是件小事情，今天在地上，闪和雅弗的后代都比含的后代蒙祝福。论到倪弟兄的是非，这件事是严重的，倪弟兄是错或不错，我不知道，但有一件事连你们也不能否认，就是我们都在属灵的事上是他的负债人，因为我们是从他得着属灵供应的。’

这些话给了张弟兄莫大的帮助，当这些话说到他里面后，他哭了，并且悔改，承认自己在上海召会，受到那个波动的影响。之后，他也把自己悔改认错的经过，交通给许大卫弟兄；这位许弟兄也悔改了。那是主第一场用生命树的信息，打了胜仗。

我在南京没有住多久，约莫八至十天的光景，就觉得应当去上海。这次我并没有要求弟兄们同行，但他们几位，李小姐和张耆年姊妹，以及许大卫弟兄、张愚之弟兄等，都说要和我同去上海。我里头就稍微明白，众人乃是要去上海有对付。到了上海，又开始有特会，我没有别的负担，我的负担还是生命树，就接着南京特会的信息继续讲。感谢主，借着生命树的信息，也使上海召会得着了医治。

当全部生命树的信息，在上海差不多释放完毕，约莫一周的光景后，上海召会头一班三位长老中的一位，杜忠臣弟兄，特特来见我。我们从年轻时就很熟识，是我介绍他到上海召会聚会的。当时他是非常难过，也非常灰心，因为他也受了那个风波的影响。谈话开始，他就问了许多问题，我也是答复他同样的话。我说，‘杜弟兄，你发觉你什么时候是活的，在你受波动以先，还是在你受波动以后？’我仍然是用生命树来交通，结果他还没有答复我，眼泪就已流下来了，那时他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。他说，‘我从前是活的，自从我受波动后，我就死了，并且死到今天。’就是这么简单，这位作长老的弟兄因着生命树，得着了挽回。

我们中间有好多弟兄姊妹都是如此，他们里头有主的爱，也是非常爱主；虽然受了波动的影响，然而这条路是不能放弃的，所以他们都还是来寻求。我在那里只住了短短的时间，这些重要的、关键的弟兄姊妹，都一个个悔改了。乃是这个生命树的信息，立定了一个基础，使上海召会得着复兴。

到这个地步，弟兄们就建议我，无论如何必须到上海召会服事。李小姐也说，‘你虽然是三北（指华北、东北、西北）工作的领头人，但现在北方的局势并不平静，没有办法作什么，你就到上海来吧。’于是众人异口同声要我去上海。然而，我的家眷都在烟台，并且那时烟台已经在共产党手里，所以我就将我的难处告诉众人，我必须先回青岛等待机会，我的眷属能够出来，尔后我才能安心带着眷属到南方来服事。我这样答应他们后，就回青岛去了，过没有多久，家人就从烟台出来，在青岛会齐后，全家就到了上海。那是一九四六年十月。

我们在上海住下之后，弟兄们要我也服事南京，所以我每个月三周在上海，一周在南京，月月都是如此。所幸那时交通很方便，只有六个多钟头火车的车程。感谢主，作了仅仅不到一年，复兴就来了。一九四六年夏天我们刚到上海召会时，他们才正恢复聚会，擘饼的人数不过一百位左右。到了一九四七年夏天，人数增加到一千多位，分成十六个家擘饼。这些人中有几百位新得救的，但大多是老蒙恩，受了风波的影响，冷淡、灰心下去，而后逐渐恢复的。这个情形令人大受激励。

一九四七年春天，我在上海召会带领‘召会传福音’。这个实行最早是在烟台召会开始的。一九四○年，我回到烟台，实行我从倪弟兄所看见的，实际建造召会的蓝图。那年农历新年时，烟台召会开始有召会传福音。那真正是召会传福音，因为全召会都动起来，都活动了。在新年还没有来到以先，大家就开始祷告，家家都和亲友约好，过新年时到家里来，住上三天、两天，来听福音。

我们都知道，中国人到了过新年那天，总是要大吃大喝。北方人通常过了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小年，就不作别的事，专办买吃的东西，并且是大买特买，预备的花样相当的多。

然而，烟台的弟兄姊妹在一九四○年底，全都蒙了拯救，小年不过，大年也不准备，什么都不买，就吃平常饭。到了除夕那天晚上，众人都禁食祷告；非但不过年，不吃年节的食物，还禁食祷告。他们是这样的全召会全体传福音，连孩子们也都个个出动，甚至也祷告；实在看见那个果效。

正月初一早上，头一场聚会就打了胜仗，来的亲友相当多。我们一连传了四天福音，一天两次，上午一堂，下午一堂，一共八堂，得救的人是成群的。已过从一九二二到四○年的记录，一天受浸没有超过三十几位的；但是从一九四○年新春开始，我们打破了记录，一天有一百多位受浸，并且还不只一次。这是头一个月的收成，往后还有四、五个月，也有几百位受浸。

所以，一九四六年我到上海以后，四七年新春，我就向长老们介绍召会传福音，完全照着我们在烟台所作的去实行，结果也相当有果效。传过福音后，立刻有一百多人受浸，接着又浸了七、八十位；所以在上海的实行，也实在有祝福。到了夏天，不仅新得救的人加多，那些冷淡、灰心、退后的，也都听见召会活了的消息，里头就开始有些恢复，也都来聚会了。我们都知道，人是越冷越死，越热越活的。当这个活的消息传出去后，大家都活了，都从冬眠里出来，复活了。所以仅仅半年多的时间，上海召会就需要分家，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，分成十六家之多。这样的消息不仅传到了南方，也传到了北方，到处都很响应召会传福音。

在烟台大复兴前后，从一九四二年起，一直到我离开北方，烟台的召会就变作华北、西北和东北的一个中心，连西北的弟兄姊妹，也从很远的地方来到烟台，要得着属灵的帮助，东北也是如此。然而我实在没有多少负担，再去顾到那里的情形；我主要的负担，是要顾到南方各省，如浙江、福建、广东等。

上海召会复兴的消息传出去之后，很快的各地的邀请函都来了，福州、厦门、汕头、广州，连香港的邀请函也都要我去访问他们。我就答应他们，在一九四七年底时，到这几个地方去。另外，华北、华中的弟兄们，虽然没有请我去，但他们要求到上海来交通，看一看主复兴的光景。所以我们也定规，在一九四八年四月间，邀请全国有心的圣徒来上海和我们一同交通。

一九四七年底，我与汪佩真姊妹、李拉结姊妹三个人从上海飞到香港，在那里有一点交通。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，我们从香港去了广州，魏光禧弟兄也和我们同去。从广州我们又去了汕头，从汕头我们再到厦门鼓浪屿，然后就到了福州。那一次最得复兴的地方，可说是福州了。

现在我必须回头说一点关于福州的事。中国第一个主恢复中的召会，就是开始于福州，可惜不到两年，福州召会就出了事。在第二、三篇，我们已经说过，由于倪弟兄反对王载弟兄接受差会的按立，就被福州的同工们革除了。倪弟兄不愿意和他们争论，就迁居到马尾附近的罗星塔，在那里出版了‘基督徒报’，以后去了南京，慢慢又迁到上海。所以到了一九二七年，倪弟兄的工作就从福建转到上海。

从一九二四年，倪弟兄被福州的同工革除后，也就是从福州出事开始，一直到一九四八年，我们再来到福州，整整二十四年。在这二十四年之内，福州的聚会落到一种不堪的地步，很难领会，也很难描述。倪弟兄在他那一面，可说是尽了最大的容忍。虽然倪弟兄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去福州，但倪弟兄的书报还是一直出去，福州的弟兄姊妹还是愿意从他的书报得益处。然而，就这样，召会里面发生了一些问题。

当倪弟兄照着圣经传讲真理，讲到蒙头的事时，上海召会的姊妹们都接受这个真理，并且开始蒙头。然而，福州召会那里听见后，就特别反对蒙头，甚至是故意的。有一次，倪弟兄的母亲倪老姊妹，从上海回到福州；福州是她的家乡。她回到福州后，仍旧去聚会，且不管福州的聚会是反对蒙头、定罪蒙头，她只管自己好好蒙着头聚会。

我们很难想像，福州召会的情形。在聚会中，当大家都跪下祷告时，倪老姊妹也蒙着头跪下祷告。有位负责的王弟兄，就在聚会中，当着众人走到倪老姊妹面前，把蒙头帽从老姊妹头上摘下来，并且说了一句很强的话：‘一切的责任，我在主面前负。’这就给我们看见，他们强项到怎样的地步，福州召会反对倪弟兄到什么样的地步。

本来福州聚会是在福州城外的南台，但是不知道怎么一回事，王载弟兄的弟弟王峙又在城里的津门路，租房子开始聚会。这个聚会和城外南台的聚会不是一个，但有时还会有点来往交通。然而，尽管他们有交通，却又各自独立。当时的福州就是这么一个局面，越弄越复杂。

早在一九三四年，倪弟兄讲过‘基督是神的中心和普及’之后，就想解决福州的问题。从一九二四年到三四年，经过十年了，倪弟兄里头实在放不下。有一天他对我说，‘常受弟兄，我觉得你们三位弟兄应当去福州交通一下。’这三位弟兄，一位是我，一位是栾腓力弟兄，还有一位是江北的吴微弟兄。照原订计划，我是去讲真理的；栾腓力弟兄善于交涉，是去交通谈判的；吴微弟兄较老练，他去就是运用他稳重老练的经验。我开头不答应，因为那实在是一件太难的事了。

对福州的情形，我是了解得太清楚。不要说我不是个内行的专家，即使我是，我也不能去，因为福州那样一个病怎能治得好呢？然而倪弟兄说，‘你总得要去。’我只好答应说，‘好吧，去吧。’有一天，我和腓力弟兄去接李小姐，那时我们都把李小姐看成老练的‘总参谋’；见到李小姐后，我们就告诉她，倪弟兄是怎么说的。李小姐就严肃起来，对我们说，‘你们去福州，恐怕弟兄们只会把你们看成小孩，因为你们是后起之辈，他们是老前辈，中间可能差了十年了。’我们把这事交通给倪弟兄，倪弟兄也就不勉强我们去。不过，消息慢慢的都传出去了，都说我是最跟随倪弟兄的。所以，我在福州也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物。

然而主会作事。一九四七年夏天，上海召会的复兴可说达到了高峰。有一位在福州城内聚会的负责弟兄，他在美术学院教美术，就在那个夏天，受教育部征召到南京去受训。在行程中，他到了上海，在那里留几天，要看看上海的聚会。巧的是就在那个周末，上海召会有特会，这个特会抓住了他。特会过后，他觉得这实在是太好，就来见我，对我说，‘李弟兄，无论怎样，你非去福州不可。’说来也是奇妙，上海的特会结束后，我去了南京，在那里也有一个特会，这位弟兄又在那里，他是完全被烧透，被征服了。他回去后，立即约集城里的负责弟兄，来了一封信函请我去。

所以，我去过香港、广州、汕头、厦门后，就在一九四八年去了福州。在福州附近，有三、四十位全时间的同工，散在好几处召会里作工。我到福州的消息传开后，他们统统都来了，并且还带着其他的弟兄姊妹同来；所以，就有了一次集中的特会。我在那里留了三周，先是讲造就的道，而后传福音，就像在北方所作的召会传福音一样，立刻就有很多人受浸。

那三周里，在福州城外南台聚会的弟兄，也曾请我去吃饭，交通一点话语。我是不能讲善恶树的，当然，在那里生命树也不能讲，只能摸摸皮面，讲讲‘毛发’的道，并没有什么作用。

一九四六年，倪弟兄从重庆回到上海，但还没有恢复尽职。同年秋天，我和家人也迁到上海。那两年我们常常见面交通；我曾当面坚决的请他恢复尽职，因为上海召会恢复了，那个需要是大的，但是他没有答应。所以，我准备在福州的特会结束后，一九四八年二、三月间，和两位姊妹到倪弟兄南台海关巷的家里住两周，一同有交通。他很欢喜，我们就这样约定了。他也从上海回到福州，住了一段时间。

一九四八年二月，福州特会结束后，末了那天，大家都在收拾行李，准备要回各处召会去。然而到了傍晚时分，忽然大家都不走了。我就下楼去探问，究竟是怎么回事。起先，弟兄姊妹还不太肯对我说，我尽力调查的结果，才知道他们听说汪佩真、李拉结姊妹和我，第二天要搬到倪弟兄那里去住两周，和他有交通，他们就统统不肯走，都要留下来了。

于是，我和汪姊妹交通，看看这件事该如何行？因为在这之前，我们曾和倪弟兄交通过，是否要顾到其他的人？倪弟兄说不，只准我们三个人去，其余的人一概不准。那些本来要走又不走的人，听见这消息，就派出代表来见我说，请我务必替他们求情，使他们也能有分于倪弟兄的交通。我实在愿意为他们求情，所以就答应了他们。等我们三人在倪弟兄家住下之后，我就对倪弟兄说，‘弟兄姊妹的需要实在太大，心情也重，也真是如饥似渴，请你放宽一点，让他们来吧。’

凡认识倪弟兄的人都知道，他的心是软的。经过我这么一说，他就同意让他们一同来。当时他海关巷的住宅，有个很大的客厅，一边有半面墙壁。倪弟兄就对我说，‘常受弟兄，准他们来吧，但他们要坐在那半面墙壁外，只有你们三位可以坐在里面，并且你要担保，他们只能听话，听了之后，不能出去对任何人讲。’我说，没有问题，只要开一扇门，叫他们能坐在这里听，他们就都快乐了。

于是，那二十多位弟兄姊妹，也都一同来交通了。我们的谈话是从二月二十六日开始，每日上午下午各一次。开头几天，只有我们四人坐在里面，他们几十位都远远的坐在另一面。有时我会往那边看看，心中不安，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那个局面不太自由，所以也不能谈得太多。到了第三天，我里头有一点感觉，当初他们还是不来的好，因为本来是我们三个人要找倪弟兄，有个自由交通的机会。经过战事的缘故，有将近十年，我们都没有见面了，这次见面总得有个机会谈个透彻，所以我们约定有两周时间，天天坐在一起谈；但这二十几个人一来，情形就真是不如当初所意料的。

认识倪弟兄的人都知道，你不问他问题，他是不会回答的；你闭口，他也不言。你若不发问，他就坐在那里。然而，我们若真要问，十之八九都是关乎同工的问题，这在众人面前，实在不便当，情形真是尴尬极了。到了第三天上午，我终于压出一个问题，我问他说，‘倪弟兄，我这次出门，到广州、福建等地走过，觉得各处召会实在太乱，你看，这到底该怎么办？’

我这么一问，把他里面那个水源打着了，他这一开口讲，就是一个多小时。讲什么呢？讲耶路撒冷的路线。他说，一九三七年我们在上海、汉口，释放‘工作的再思’的信息，是看见安提阿的路线，那个一点都没有错，实在是对的；但那时我们的光还不够，我们没有看见耶路撒冷的路线。所以，今天同工们都只走安提阿的路线，各人跑各人的，没有看见耶路撒冷集中的路线，因此越跑越乱。他滔滔不绝的释放关于耶路撒冷的信息，有亮光，也有权能。我们不能不承认，那实在是圣灵的水流。

等到倪弟兄讲完，那边二十几位同工中，一位年纪稍长的翁玉冰姊妹，忽然从远处站起来说，‘既是这样，为什么我们不立刻实行呢？’倪弟兄没有怪她违反约定，私自发言，他说，‘你们若要各处的召会上轨道，工作上轨道，你们应当一个一个的，为着走耶路撒冷的路线，把自己交出来。’大家都同意，并且欢天喜地的都响应了。倪弟兄说，‘好，你们说要交出来，回去都要郑郑重重的写一个条子交出来，请李弟兄替你们收下。’下午休息时，我一面很快乐，一面里头有些不安，心想，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？这么一交，事情不是闹大了么？我里头就担心着，恐怕一时也回不了上海。这样，四月在上海全国性的交通怎么办？

到了晚上，在福州城里聚会的负责人，派了二位代表来说，‘我们白天都去教书作事，回家后，就听说你们这里众人都要交出来；我们大家交通后，就差派我们二人来，代表福州城里的聚会，把聚会和我们自己都交出来。’这真是不得了，连聚会都交出来了。我就去请教倪弟兄，告诉他这件事，问他怎么办？他回答说，‘接阿！’我就赶紧问：‘怎么接法？’他说，‘今天晚上在城里召开大会，让负责弟兄们在聚会里交出来。’然后，他要我在聚会中说话。我就郑重并坚决的对他说，‘倪弟兄，你知道这些年来，你说什么我都听；但是对不起，今天晚上这句话我不听，我也不能听。我赞同你说要有大会，要有话语，但是你必须去讲；你不去讲，我不到会。以后我会像从前一样，你说什么，我听什么，但这一次我不听。’他看着我说，‘好吧，去吧，我讲。’阿利路亚，这是已经停了六年的职事恢复了。大家都欢乐，汪佩真、李拉结和我，最是欢喜，因为这正是我们到他家住两周的目的。

那是三月三日晚上，倪弟兄一站上讲台，就说‘约柜的历史’。二十四年前，他在福州那里，反对那位同工弟兄接受按立时，就是讲‘约柜的历史’，二十四年后，他仍是接着讲那篇道。二十四年前，是上半段，二十四年后是下半段，众人都听得满有味道，真是太好了。

这时，在福州城外南台聚会的弟兄们听见了，就说，本来城里的聚会是和他们有交通，有往来的。今天城里的弟兄们，这样交出来，也不和他们商量，就单独行动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他们认为这一定是我计划的，就把所有罪名都加在我身上；同时，他们也认为倪弟兄是有备而来的，若不然，怎能一上台，就释放二十四年前所讲的那篇未了的信息？他们认定这是倪柝声、李常受这两位弟兄，早先计划好的，要到福州来作这一套。很快的，就弄得福州满城风雨。

第二天，倪弟兄就说，‘常受弟兄，你和汪姊妹要去见城外负责弟兄。’我们去了，但负责弟兄看到我们，开口就是指责，说我们是如何如何的不是。我对他说，‘弟兄，我们今天来和你交通，不是说谁对，谁不对，我们就是愿意知道，弟兄们在这里是个什么存心，是个什么地位。大家都是爱主的，历代以来，众圣徒对于真理，对于道理常有不同的看法，就是亲兄弟、父子，有时也走不在一起。今天我们跟随主所作的，我们不必吵，也不必闹。大家若不能同心合意，不必勉强，仍旧可以平静安稳的，各人照自己清洁的良心走主的路。’就这样，福州的事可以说是不很完满的解决了。

不久，王峙弟兄从南洋回国，为着福州城里交出来这件事，责怪城里的负责弟兄们；因为城里的聚会是他开始的。这些负责弟兄们说，‘我们现在看见亮光，召会在一个地方上要有独一的立场，我们不能只作王家的召会。’王弟兄一听，只好说，‘好吧，我把钥匙交给你们，盼望你们今后不再作王家的召会，也不要作倪家的召会。’事情就这样结束了。

到这时，我们盼望倪弟兄恢复尽职的使命，完成了三分之一，还有三分之二没有完成，因为上海的事还没有过去。福州的事小，上海才是问题的所在，那才是造成倪弟兄职事停止六年的大本营。所以，我就对倪弟兄说，‘倪弟兄，四月间在上海有一个全国性的交通聚会，华北、华中的弟兄们都要来，我实在必须坚决的请你和我们一同去上海，你去担负交通聚会的责任。’他看我很坚决，也到了这个境地，最终就答应了。我们一同到了上海。因着他参加全国性的交通聚会，这叫我们非常喜乐。因为上海召会已经复兴了，所以那次到会人数实在相当的多。

我们知道，倪弟兄在工作上是最年长的弟兄，另一面，李小姐是最年长的姊妹，向来各处召会的同工和长老，对他们二位实在是最尊敬的。然而，因着上海召会的风波，李小姐受影响误解了倪弟兄。虽然倪弟兄已经出席了好几次聚会，李小姐也都到会了，可是二人总没有恢复见面；这对我们实在仍是一个问题。

有一天上午，我对这事有些较重的负担，汪佩真姊妹里头的负担更重，就在上午聚会结束时，对我说，‘李弟兄，我实在不能再忍，倪弟兄在这里，我们现在就过去，请李小姐来，和倪弟兄见面。’我说，‘好，我也赞成。’我们二人，就一人从前门进，一人从后门进，到了李小姐住的地方，我进门时，李小姐就在客厅里，那时她心情很重，因为局面是如此，一面她在那里参加聚会，一面倪弟兄也在那里重新讲道，她和倪弟兄的问题，却不知到底该怎么办？汪小姐一见李小姐，就哭了起来，对她说，‘你必须见见倪弟兄。’我接着说，‘是的，李小姐，今天实在是时机成熟了，请你去见见倪弟兄。’李小姐看了看汪小姐，说，‘好，我去，’就跟着我们来到倪弟兄那里。他们二人一见面，就握着手，所有的问题就都过去了。

在倪弟兄恢复尽职的那些交通聚会里，每一次差不多都是倪弟兄说话。然后，他要我也说一点。有一次，他说到他为什么去作生意。他说，‘我去作生意，如同寡妇被迫再嫁。’他给了我们一个统计，从那年到那年同工有多少，后来因着营养不足，肺病死去的又是多少，他们的家属所受的贫穷、灾苦又是多少。他告诉众人，当他看到这样的情形时，只好去作生意。说到这里，他哭了，李小姐也哭了，我们大家都哭了，全场哭在一起。

在他说过话之后，李小姐也起来说了一段话，意思是，她对上海那个事件懊悔极了。这样的交通，使大家更了解一些实情。众人认错的很多，认罪的很多，悔改的也很多，整个上海召会就完全恢复了，我们这些人里头也得着更新。

之后，倪弟兄说若是可能，所有从各地来参加交通的人，统统到福州鼓岭山上去受训。所以，有八十多位弟兄姊妹，就从上海动身到福州，上鼓岭去受训。我和李渊如姊妹、汪佩真姊妹、以及上海召会的负责弟兄，留在上海，顾到召会，并且负责采买调度，供给训练一切所需用的。在鼓岭的训练有半年之久，现在我们所读的许多书，如‘教会的事务’、‘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’，都是那次鼓岭山上训练的内容。

问： 倪弟兄在一九三五年曾经历圣灵的浇灌，但他的诗歌都是说到基督成为灵，住在我们里面，请问他对圣灵浇灌的看法如何？

答： 圣灵浇灌这件事，乃是指主的灵降在我们身上。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里面的，还有外面的。里面的是生命的，为叫我们得生命；外面的浇灌，是为着释放我们，加强我们里面的生命，使我们高昂，有能力。一九三五年，倪弟兄受到他婚姻所引起之风波的折磨，里面难免有点低沉。为这缘故，他预备再到欧洲几处属灵的地方，去访问交通，盼望得着帮助。

然而，当他到烟台我家休息时，有一天晚上，在单大夫家，他自己到网球场上祷告，就经历了圣灵的浇灌，这浇灌叫他得着释放，里面得着振作，高昂了起来。之后，他和我们有一次特会。在特会中，他并没有着重的讲圣灵的浇灌，乃是着重的讲到基督得胜的生命。这样，我们就得着了两面的帮助，一面得着基督得胜的生命，一面得着圣灵的浇灌。所以有时我们受压，或有重担，甚至无法振作，我们可以有一点时间一同交通祷告，有一点时间亲近主，与主有交通；如此，我们所得着的，不仅是内住的圣灵，更是浇灌的圣灵。这也是一件需要的事。

问： 福州的负责弟兄，在聚会中把倪弟兄母亲的蒙头帽拿掉，并且说一切的事他在主面前负责，这怎么说？

答： 主比我们大太多了，祂不像我们这么小。祂作了许多事，都在祂那个大的范围里，人不太容易看见。然而，主有没有作事在这位弟兄身上，我也不敢去审判。只有一件事是我清楚知道，也是清楚看见的，就是这位弟兄从福州那个事件发生后，第一，他的职事不见得有祝福；第二，他无路可走；第三，他后来到了台湾，也没有什么路可走，仅仅租了一间小房子，有人找他，他就和人一同查经。在台湾，他甚至不太用自己原来的名字，而改用别名。那个事实和光景，不是一个俊美、蒙福的光景。

今天这位弟兄已经盖棺论定，无论你们从那一方面来看，这位弟兄的结果并不是光荣的。我们知道，若是走召会的路，应当是相当欢乐，相当光明的，起码到临终时，还有路可走；起码到临终时，还在召会中，还会有一班弟兄姊妹，为着你感谢主。然而，在这一位弟兄身上，我们没有听见这样的事。所以，我在这里要对青年人说几句话，干涉别人在主面前的事，并不是一件小可的事。

在美国，反对我们的人抓住我信息中的话，说，‘李某人讲，若是你不走他所传的那条路，就要受咒诅…。’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，但我确实曾说，若是你摸过这条路，而后你离开了这条路，并且反对这条路，你就要受亏损。受什么亏损呢？我也指不出来，因为主是太大了。我在这里对你们说历史，我确实知道，这五十年内，在这条路上，在召会里，没有见过一个人摸过召会，在召会里活过，而后又反对召会，却能在属灵方面得着祝福的。没有一个例外，个个都在属灵方面受了亏损。

他们不仅没有在主的生命里有长进，有一种得胜的荣光显出来，反而在属灵生命上走下坡，并且看不见开展的祝福。有好些人一离开召会，就进入了世界，仅仅在远东，不只香港、台湾，包括南洋各处，都能举出好些这样的例子。所以，这是一件严重的事。

问： 圣灵有里面生命的一面，也有外面浇灌的一面，当我们下沉、受压时，需要外面的浇灌，但是照我们这几年所领受的，包罗万有的灵，那灵，乃是在我们里面，与我们的灵调和为一，作我们生命的供应。既是如此，当我们下沉、受压时，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，包罗万有的灵在我们里面，岂不是什么问题都能应付了么？

答： 你可以这样说。在使徒行传和书信里是讲里面的灵、外面的灵，但等到约翰尽补网的职事时，他不讲里面的灵、外面的灵，他乃是讲七灵。七灵乃是包罗万有的，什么丰富都有，也都在其中，我们不要太去分析里面的灵、外面的灵。好比我们吃饭时，每餐都要喝两杯水；但这不是呆板的说，一定要喝两玻璃杯的水。你可以喝两碗汤，甚至可以吃两片大西瓜，这样，肚子里也有两杯水了。原则是你每一餐的食物里，总得包括两杯水的水分。你不需要太去分析是什么水分。同样的，里面的灵、外面的灵也是如此，你不一定要呆板的说，我这六周都是里面的灵供应我，现在我下沉不振作了，我需要外面的灵来浇灌我。这样分析的结果，里面的没有了，外面的也没有了。不要这样分析，只要简单的接受这包罗万有的灵，就像喝罗宋汤一样，里面什么都有，牛腱、牛尾巴、大白菜、洋葱、胡萝卜等，统统都有，连二杯水也在里头，吃进去后，所有的营养都有了。

就是为这缘故，我们这三十几年来，不大讲圣灵浇灌的事，因为浇灌的灵太肤浅了。这浇灌的灵只在使徒行传开头出现过；既不在书信里，也不在启示录里。所以，不要留在行传里，要往前到启示录的七灵那里。

问： 是否实行召会实际的事奉，就能带进复兴？

答： 实际的事奉内容有讲究。有的事奉没有真实的建造，反倒满了扎针的摩擦；你扎我，我扎你，叫人感到不舒服。结果事奉到末了，都是怨声载道，这样是带不进复兴的。

实际配搭的事奉里，应该满了建造。烟台召会那二、三年的复兴，实在说，我们没讲多少建造的道、配搭的道，但那个光景真是甜美。有甜美的配搭事奉，灵才能流通。所以那些年在烟台，灵实在是流通的。若是每一处召会，有这种实际的建造、事奉，复兴一定来到。

今天世人作事全靠发命令；但在召会中，什么事一变作规条，要人发命令才作，就不美，也不灵了。我们所作的，必须是出自生命。我们可能不是长老，也不是执事，但我们在召会中多少都是有事奉的；我们在召会的事奉中，头一件要学的，就是心要清洁。若是我们中间，有人有所贪求，有什么企图，这一个人就能将整个局面残害了。所以，心必须清洁。那时在烟台，弟兄姊妹里头都是清洁的，个个清洁，没有别的贪求。

第二，我们的心既是清洁的，我们里头是要主，与主有直接交通的，我们的祷告就是自然的，是随时随地的，不是形式的；这样，那些生命的东西就会出来。这时，要全召会作什么都可以；要全召会传福音可以，要全召会作整洁可以，要全召会奉献可以，作什么都可以。这才叫作真正生命中的建造。我不是为主在烟台的工作夸口，但我们可以看见，从一九四三年之后，凡从烟台出来的弟兄，无论是到青岛，还是到上海的，差不多个个后来不是作了长老，就是作了执事。只要是在烟台召会生活经过的，到别处召会，慢慢都作了执事，有好些也作了长老；因为弟兄们在那里，的确有过生命的建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