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三四年，可说是主恢复的大年，大在什么方面？大在启示上。倪弟兄得救后，就开始勤读圣经和属灵书报，因此对基督相当有认识。你们若是有最早期的基督徒报，从其中的序文或开头的话，就可以看出，他在一九二五年以前，对基督、召会就已有相当的认识。一九三三年夏天，他出国到欧洲的伦敦，也到加拿大和美国纽约，访问弟兄会的人，同时去拜访史百克弟兄、潘汤弟兄，也去见了‘救知乐’的作者卡亭乔治（George Cutting）。那时销售最多的书是圣经，其次是‘天路历程’，第三就是‘救知乐’。

倪弟兄去看卡亭乔治时，他已将近九十岁，他告诉倪弟兄说，‘没有祂我不能活，没有我祂也不能活。’倪弟兄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，我也很宝贝这话。倪弟兄这样出去游历，当然有更新、更往前的认识；他看见基督乃是神的中心，也是神的普及。所以就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至三十一日，在上海有十天的特会，每天两篇信息，上午讲基督是神一切的中心，也是神的普及。他用了两个非常好的英文字‘centrality’和‘universality’。他说，神一切的计划、旨意都集中在基督身上，基督是中心，并且从这个中心普及出去，所以基督是神的中心与普及。那几篇道可说是经典之道。下午他讲‘神的得胜者’。我在那里听的时候，作了记录，倪弟兄觉得很好，就要我修改一下，把这数篇信息，全数刊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第三十四期复兴报上，前头还有我写的一篇序文。

这次聚会也称作第三次得胜聚会。第一次得胜聚会在一九二八年二月，讲‘神永远的计划和基督的得胜’，第二次得胜聚会在一九三一年十月，讲‘神的约和神的智慧’；第三次就是这一次，讲‘基督是神的中心与普及’和‘神的得胜者’。

一九三四年一月的特会过后，倪弟兄因着游历欧美，看见弟兄会中混乱、分了再分的情形，就觉得必须加以研究。所以，他重新把新约读了一遍，看出新约里地方召会的界限，就是那个召会所在的城市的界限。他就和弟兄们一同查经，出版了‘聚会的生活’这本书。

一九三三年十月，我到了上海，倪弟兄留我在那里住了几个月，直到参加完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天得胜聚会，才回到北方家中。在那几个月里，倪弟兄从各方面，用各种方法成全我。第一，他送给我两套书，就是在第二篇所提到的，达秘的‘圣经略解’，以及阿福德‘给英语读者的新约’；第二，我每次去他那里，他都与我长谈，而没有闲谈；他都是说到召会的历史，以及我们中间，自一九二二年起到当时为止，十年多一点的现代历史。此外，我刚到上海时，倪弟兄特别为我在北四川路戈登里的第二会所，安排了一个特会。我住在文德里，特会是在戈登里，搭电车过去要一个钟头；文德里那一区人数多，戈登里是新区，人数少。我有点惊讶，为什么我刚到上海，他就为我安排特会？又为什么不安排在文德里会所，却安排在戈登里会所？后来，我才知道他的用意不在于有特会，而是在于要试验我里面有多少东西；又因着我是新来的，所以就把特会摆在第二会所，要看我怎么讲。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全。

到了第二年一月得胜聚会前，有一天倪弟兄拿了一札信给我，他说，‘我太忙了，这里有几封信，你替我覆一覆。’其中有一封信是广西来的，问题一个接着一个，都是关乎召会，关乎召会的组织、聚会等类的事。我就一一回覆了。没有多久，也就是在得胜聚会前，倪弟兄主编的通问汇刊第一期出版，我写给他关于烟台聚会之起头的信，就登在第一期里，以后各期也登了我所写关于得胜聚会的报导，以及我替他覆的信。那也是一种成全。

到了得胜聚会前一天的主日聚会，自然像是个预备聚会。那次来参加特会的人，比从前两次都多，外地来的圣徒，加上本地圣徒，约有三百多位，都等着在主日聚会听倪弟兄讲道。我住在会所的楼上，也很欢喜，把圣经预备好了，笔、笔记本也都预备好了，欢欢喜喜的准备下楼聚会。岂知聚会前十五分钟左右，那位替倪弟兄烧饭的弟兄来了，递给我一张倪弟兄写的字条。我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着：‘常受弟兄，今天早晨大聚会你讲道。’我一看，又惊惧，又不太高兴，心想：要我讲道，也应该在前一天告诉我，我还可以预备；现在会场里坐满了人，讲台又在中心，四面的人都朝着讲台，那里应该是倪弟兄站的地方。我还没有考虑完，聚会时间就到了。倪弟兄又不知在那里；我没有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下楼，上台传讲信息。我的确知道，那也是一种成全。

特会之后，我回到北方家乡住了两三个月，五月间又回到上海，因为倪弟兄希望我多住上海，和他们一同作工。那时，通问汇刊第一、二期，的确有价值，把各处工作、召会一切的通问、新闻，都汇集在一处，由倪弟兄亲自主编。然后他因体弱，时间来不及，就委派李渊如姊妹作代编者。等到一九三四年夏天，李渊如姊妹被请至广州一带，在姊妹中间作工，就把这事委托给我。那一年，全国爱主追求主的人，都有意思要走主恢复这条路，都有意思要脱宗派、受浸、擘饼、蒙头。由于之前通问汇刊里刊载，希望各处追求主的人，能给我们消息，有一点通问；好些人看见，都写信来。然而写来写去，都不外乎四件事：脱宗派、受浸、擘饼、蒙头。我一面编，一面觉得不满意，删掉了许多，只登了一些辞句还算文雅、带点属灵味道的信，但还是离不开脱宗派、受浸、擘饼、蒙头。

这样出了一、两期后，正在休养中的倪弟兄来了一封信，说，盼望各处弟兄们能有一点通问，说到他们怎样经历基督。这意思是，我们在一月间的特会里，讲了‘基督是神的中心与普及’，但通问里的信，没有一个人题及这件事，没有一个人题基督，都是题脱宗派、受浸、擘饼、蒙头等，以为脱宗派就属灵了，受浸就走道路了，蒙头就顺服了，擘饼就爱主了。倪弟兄在信上，大大的点出这种情形的不当。我就在第九期把这封信刊登出来，但是没有得到多少改正的效果。一直到出完第十一期之后，倪弟兄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，同时也有一封声明，说明从今以后不再出通问汇刊了。我把这声明刊登在第十二期，通问汇刊也就此停刊了。倪弟兄实在盼望弟兄们对基督有经历，在见证、通问里，能多说一点经历基督的事，多分享一些如何得胜等。这两点，是他已过几次特会的重点。换句话说，他很感伤，他在特会里讲得那么清楚，也印成书报，供众人阅读追求，但竟然得不着响应。

一九三四年八月间，李小姐回到上海，我把通问汇刊的编辑工作交代了，就出门，经过温州、瑞安，到浙江南部的平阳有特会。平阳一带，从一九二八年就开始有聚会，到一九三四年，已经有将近八百到一千人。开特会的地方叫作马站，聚会时，男男女女都是光着脚，但上身却是穿得整整洁洁。他们属灵的情形非常好，非常有价值。我在那里停留了约三周。那里没有汽车，都是步行，有时弟兄们体谅我，替我雇一个小轿子。他们都很有爱心，知道我是北方人，喜欢吃馒头，就‘好心’的作了一些馒头给我吃；但那些馒头外面发亮，里面却还是生的，吃了不消化。

许多时候我们爱主就像这样，非要照我们的意思爱不可。三周过后，我不仅瘦了，并且带着胃病回去。我从温州搭船到上海，再从上海搭车到杭州，刚好赶上十月间倪弟兄的第四次‘得胜聚会’。后来倪弟兄说，他在台上讲道，看见人一个个走进来，就是没有看见一张像李弟兄那样难看的脸。所以我是学了功课，切切不要以自己的主张来爱人；我们的意见都应当被杀死。

第四次得胜聚会共十天，聚会的内容还是讲神的得胜者，信息分两条线，第一条线是关于亚伯拉罕的生平，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如何作得胜者，完成神的定旨；第二条线是关于属灵的争战，给我们看见如何与仇敌争战，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。不过那次特会的信息没有印出来。

聚会一结束，我和另一位弟兄，就是杭州召会的同工，也是负责弟兄栾腓力（原名栾永生），被李渊如姊妹找去。栾弟兄是东北人，比我大一两岁，为人很正派。他得救的故事很有意思。他原是反基督教的，因着搞政治、搞党派，所以比较时髦。有一天他到一个古庙去，看到在偶像前的供台上，有一本打开的大字圣经，上面一层灰，不知是谁放在那里的。打开的那一页是诗篇第一篇。栾弟兄一向反对基督教，轻视圣经，就去看看到底圣经讲些什么，读到诗篇第一篇：‘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站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…。’他越读越觉得基督教的圣经相当不错，越读越受感动，就在那里认罪悔改，甚至仆倒在地，痛哭流泪，就这样得救了。他得救很透彻，也很爱主、爱圣经，就加入远东宣教会读神学，作传道人，那是‘荒漠甘泉’的作者考门夫人的丈夫所成立的。以后他看见光，就转到主恢复的这条路上。

我们年长的同工李渊如姊妹，把我们两人请去后，告诉我们，倪弟兄已经三十二岁了，还没有结婚，这一次他母亲倪老姊妹，知道全国的同工都集中到杭州来，就趁这机会和同工们说一说，盼望大家赞成，劝劝倪弟兄结婚。因着李姊妹算是同工中最年长的一位，属灵上也相当有分量，所以倪老姊妹来见李姊妹，一同要求倪弟兄结婚。讲到末了，倪弟兄说，‘好吧，同工们要我结婚可以，只要栾腓力弟兄答应作婚礼的司仪，李常受弟兄作傧相，我就结婚了。’以后他知道我们两人答应，就结婚了。谁证婚呢？那时我们中间年长的不太多，都是二、三十岁的人。正好我曾去东北长春讲道、为人施浸，当中有位原是那里长老会的长老，他大约有六十岁，是个很有分量、很成功的商人，也从东北长春到杭州来赴特别聚会，我们就请他出来作证婚人。

倪弟兄结婚后，各地同工都转到上海去。倪弟兄觉得机会到了，就决定设立长老。在这之前，他常和我谈到两件事，一件是我们中间开头的时候，相当受弟兄会教训的影响，所以弟兄们都认为，我们不应该有长老，一有长老，就变成组织了。另一件是，弟兄会绝不许可姊妹们在聚会中开口，连祷告都不可以，只可以开口唱诗。然而我们开始聚会后，倪弟兄从经历中觉得，这种作法太使聚会受亏损了，好像一个‘半身不遂’的聚会。每逢聚会，弟兄这一边祷告，声音又高，姊妹那一边却鸦雀无声，这个聚会就不能平衡。

一九三三年十月间，我刚到上海不久，倪弟兄就和我交通这件事，问我怎么看？那时我初出茅庐，也不太懂什么，只说姊妹们在聚会中不能祷告，是聚会的一个亏损；不过我也有印象，林前十四章说，姊妹们在聚会中要静默，（34，）所以我也不太敢说姊妹们可以祷告。然而，倪弟兄觉得应该让姊妹们开口，于是从一九三四年，就实行姊妹们在聚会中开口。当然也有极少数人，对这事不太满意，不过众人都还是有主的恩典。

若是我们争论姊妹们在聚会中，到底可不可以开口，我们就是又在那儿争皮毛、争小点了。虽然林前十四章说，姊妹们要静默；但前面十一章却说，姊妹们祷告或是申言，若不蒙着头，就羞辱自己的头。（5。）可见有姊妹祷告、申言这回事。表面看来，林前十一章和十四章，关乎姊妹们说话的问题，好像有些矛盾，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来的经验，和我们一再读经，我们就领会，十四章所说妇女要闭口不言，是指着姊妹们不可以施教、不可以定教义；这也和提前二章十二节相符合，那里说，不准许女人施教，意思就是不准女人用权柄施教，解说并断定教义。

一九三四年开始，各地召会也就随着实行姊妹们开口祷告，可是还不能在聚会中说话。然而我们中间有几位姊妹，特别有恩赐，她们每到一地，对姊妹们讲道，弟兄也喜欢得帮助，就用一个屏风或幔子隔开；弟兄们在幔子后面听，姊妹们就在幔子前面讲。慢慢的又放松一点，姊妹们可以作见证了；但见证来、见证去，很难避免带着一点教训。所以这些事，实在很难划出一成不变的界限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，在主的恢复里，只要注意重点，不要注意那些小点的问题。不过，姊妹们站住姊妹蒙头的地位，总是对的。至终，姊妹们开口祷告、作见证这件事，在我们中间算是行通了，没有难处。

至于设立长老这件事，虽然有一、两位同工不赞成，但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底，杭州聚会结束后，同工们都回到上海，倪弟兄就宣布了一个日期，正正式式的设立长老。上海召会头一批的三位长老，一位名叫杜忠臣，一位名叫林光表，第三位是吴锡祜。林光表原是上海北四川路宣道会守真堂的信徒，那里有一班追求的青年人，发现他们的年轻牧师常常不在，就跟踪他，原来他是到了文德里的会所，听倪弟兄讲道，所以他们也跟着来听了。牧师被发现后，不肯再来，但这些青年人还是来，其中有一位就是林光表，他走了主恢复的这条路。倪弟兄订定设立长老的日期后，有一、两位弟兄非常抗议，逼得倪弟兄宣布全召会禁食一天。那天众人就都到上海兆丰花园禁食祷告，借着禁食，那位抗议最强的弟兄改变、同意了。于是就设立长老，这件事也算平安过来了。

我因着之前从平阳带着胃病回上海，那时就觉得必须回烟台去休息一下；倪弟兄也同意了。那知我到家后，十一月，上海就起了风波。什么风波呢？就是倪弟兄结婚的事。原来倪师母幼年失去父母，兄弟姊妹有些是在姑姑照顾下长大。这位姑姑有点钱、有点地位，很想把侄女嫁给一个比较有地位、有钱的人。岂知燕京大学毕业，成绩优异，尤其精通英文的倪师母，竟然愿意嫁给一个穷传道人，所以她的姑姑大为反对。

当时她住在上海，没有去杭州参加婚礼，却放了一句话，意思是要倪弟兄在结婚后，必须去看她，否则她就不让他过去。倪弟兄从幼年得救，就很守真理，一切事都照真理而行。他说，‘我结婚了，我太太的亲姑姑住在上海，我一定同太太去看她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但现在她先放出风声，如果我不去，就要给我难堪；这样我就不能去了。我一去，就变成政治作用，显明我是为避免难处而去。’所以他就不去，事情就僵在那里。倪师母的姑妈平常所接触的，都是一般公会的人，他们早就不喜欢倪弟兄，所以就火上浇油，闹得满城风雨。

当时栾腓力弟兄在杭州，马上就被李渊如姊妹找去。可怜他病得比我更严重，肺病在身，血压又高，加上失眠，夜里睡不着。李小姐找他，他就找我，打电报到我那儿。我就在一九三四年底搭船，于一九三五年初到了上海。我们两人住在一个房间，他看我叹息，我看他叹气，对这件风波一筹莫展。然后我们一同去见李小姐。她说，‘你们是弟兄，弟兄是作头的，这个时候你们不作头，什么时候作头？’我若记得不错，她还加上一句：‘你们作斧头、作榔头阿？’意思是说，‘没难处时你们作头，有难处了你们不作头么？’我和栾弟兄互相看看，一句话也没得说，再坐一坐，就出来回住处去了。两个人一路走一路叹息，环境真是艰难。第二天就听说李小姐搭船去湖北汉口了；过了两天，栾弟兄说，‘我实在受不了了，你原谅我，我也要走了。’就搭火车走了，留下我一个人。

一天早晨，倪弟兄来了，他比我长两岁，实在相当认识主。他拿了一分新闻报，几乎流泪的说，‘我一生没有看见这样的事，把我倪柝声结婚的事，用这样大的字登出来。’然后把报纸撇在那里，第二天也和几位弟兄开车，从浙江、江西、湖南，往广西去了。他走了之后，只剩下我和汪佩真姊妹留在那里。我们两人实在作难，只会流泪，流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就觉得不要再作什么了，也不要再去见什么人了，我们什么也不作，让反对的人去反对吧。我们就是好好祷告，好好聚会，再也不管这事了。奇妙的很，鬼魔的事，你越反对，他越麻烦你；你让他去，他反而平静下来。

外面的风波过了，但是内部的难处来了。有位同工，在参加特会之后留在上海，他来见我说，‘李弟兄，我现在要回汕头作工，我要请上海召会的长老替我按手。’他想利用上海召会长老的按手，得到一个名义、地位来支持他。我就和上海召会的长老们交通，长老们说，‘在乎你李弟兄怎么说。’他们又说，‘倪弟兄这次出门之先，交代我们，是你李弟兄在这里全权管理工作的事，也全权管理召会的事，所以这件事情全数由你作主。’我真是为难，不给这人按手是难处，给这人按手也是难处。感谢主，也平安带过去了。

到了一九三五年五月，李小姐回上海，倪弟兄也回来了。那时我已筋疲力尽，很喜欢他们二位回来，我就可以回烟台休息。然而，倪弟兄却因风波的关系，不肯出来讲道。李小姐很关心这件事，就来找我；她说，‘李弟兄，只有一个办法能叫倪弟兄讲道，就是你和我去请求他，和我们查一本书，是多年没有查过的，就是雅歌，歌中之歌。’这一来，我又走不了，只好和李小姐一起去见倪弟兄。

感谢主，倪弟兄被我们说服，答应我们，不过他不要在上海作，要到杭州西湖边去作，而且只要几个人和他一同去。所以我们七、八位弟兄姊妹，就一同去了杭州，在西湖边住下；在那里两周之久，把雅歌八章，一节一节详细的查读过。我们也不知道倪弟兄是什么时候预备的，他真是在那里有条有理的，带我们查读。每次来在一起，他背着手讲，一位青年弟兄记录，那就是后来出版的‘歌中之歌’一书，里面有相当丰富的属灵信息。

这次查经过后，我们都很喜乐，我就向他请假回北方休息。他说，很好，应该回去休息一下。然而，他要我替他回覆伦敦罗区福街聚会弟兄们的信。他们在信里题到，倪弟兄去访问他们，又去见潘汤和史百克弟兄的事。这个信不容易覆。我说我绝对作不到，结果还是他自己写了那封信。这封信的确有历史价值，倪弟兄写得太好了。在信末签名的，有上海召会的三位长老，代表召会；另外有三位同工，就是张光荣弟兄、我、和倪弟兄，代表工作。（见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六册，一八二至一九六页。）当然，这封信一发，我们和弟兄会的关系就结束了。

此时，倪弟兄因着婚姻的风波，灵里有些折磨，觉得自己需要一种属灵的休养，就定规在夏天之后再到欧洲。他和我商量，问我能不能在五月底、六月初回烟台后，替他安排一下。等到六、七月间，他和倪师母也到我那里去，一同休息一个夏天。过了夏天，他再从那里过海到大连，由南满铁路、中东铁路，再经西伯利亚铁路去英国。交通过后，我就去预备，不久倪弟兄、倪师母就来到烟台。

烟台是个很凉爽的港口，到了夏天，很多西教士都到那儿避暑。在那里，我们遇见一位单大夫（Dr. Stearns），他曾在一九三二年，请倪弟兄到齐鲁大学，对医学院学生讲道。那时有一位西国姊妹巴小姐（E. Fischbacher）也在单大夫家作客，我们大家就彼此认识了。倪弟兄有时住在我家，有时到单大夫家，和他们有交通。有一个晚上，他在单大夫家和他们交通后，就到院子里的网球场上与主交通，祷告主，再一次得着圣灵浇灌。他来和我商量，可不可以有一次特会。我们喜乐的不得了，就定规在烟台有一周的特会。

在那个特会里，他并没有讲圣灵浇灌，而是讲基督如何作得胜的生命，那带给我们莫大的帮助。前一年，他讲过基督是中心与普及，这次又讲基督如何是得胜的生命，所以在烟台那里，就有一个基督作得胜生命的复兴。我们许多人都得了复兴，他自己也相当复兴，就打电报到上海，告诉圣徒们这个经过。因此，上海召会也急切盼望他回去，有同样的复兴会。于是他就取消欧洲之行，搭船回上海去了。

他一回到上海，上海召会马上召开特会，也是个复兴。闽南听见了，也请他去；他去了，闽南也得了复兴。因此，一九三五年间，华北烟台得着复兴，上海得着复兴，闽南一带地方也得着复兴。可以说，那是我们中间相当有内里生命分量的一个复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