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六五年，我虽然回来处理了背叛的人，但他们还是继续在这里兴风作浪，一波又一波，并不比前八年轻，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七、六八年，可以说总共长达十年之久。几位年长弟兄，在这么长一段时间里，应付这些事，实在不是一件小可的事。当时他们都是亲身面对那些背叛的事。我实在没有负担去翻这些闹事者过往的错误和罪恶，我的负担乃是愿意把历史的事实，陈明在众人面前，好让我们根据这些事实，能看见一些亮光和道路。

当我处理完这几个背叛的人以后，立刻从纽约有话传来，说我作得太过。因此我愿意请几位当事人，凭良心、按公道，把事实摆出来，让你们众人根据事实，用清明的心思，公平的来断一断我是否作得太过。

经过这个试炼，我愿意说，主的恢复就是主的恢复。我在美国多次对众人说，若是你们看这分工作，不过是基督教里平常的一分工作，你们不必有分。因为基督教在美国太大了，已经有许多不同的工作，何必再兴起另一个工作？你们若想要大传福音，可以去加入葛理翰博士（Dr. Billy Graham），他是大布道家；要讲解圣经，达拉斯有很好的神学院。你们都不必到这里来。你们若要到这里来，就必须看见，这是主今时代的一个恢复，这不是基督教工作的一部分。

凭着对主恢复的这个信，至今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整整五十年。这五十年来，我蒙主怜悯，脚踪没有改变，声调也没有改变。我从没有更换过我的同工，只有他们更换我；我没有离开他们，是他们离开我。因为我信这是主的恢复，所以这个信保守了我。

如今我更确信，这是主的恢复。主的恢复好像一棵树；树在成长的过程，并非没有枯干的枝子。周围环境常常兴起，或有暴风，或有酷暑，或有人为的摧残，都会使一些枝子受伤、枯干。即使是按着四季的循环，春去秋来，也会有叶落枝败的时候，总有新陈代谢的交替。

在中国大陆时期，我一直是在倪柝声弟兄这把大伞底下，雨打不到我，太阳晒不着我，风也吹不到我。我的名字很香甜，到处受欢迎。因为在那将近二十年的时光里，我只知道作工、讲道、供应人，从不过问事情，不发表意见；很多人听过我讲道，却恐怕没有听过我发表意见。工作不由我调动、安排，也不由我带领，全都在倪弟兄身上，所以遭罪的全是他。我们都在他这大伞底下，过平安的日子。

我们都知道，无论在社会里，或在召会中，只要是带头的，就会多挨骂、多受批评。所以那时，一切的批评、一切的攻击，统统落在倪弟兄一个人身上，他成了众矢之的。至于我们与他同工的，就在他这支大伞底下，得了保护。特别是我，因为主多少给我一点恩典，也有一些恩赐，能到各处为祂说话，人也实在欢迎，觉得有供应。

因着在倪弟兄身边，我亲眼目睹了他所受的攻击。每一个攻击都是一场风波，大大小小，一波随着一波。可以说，他一生都在受攻击。我与他在一起十八年之久，他几乎没有一年不受攻击，没有一年没有风波。在他一生中，有两次大风波，一次发生在一九三四、三五年，是因着他结婚的事；一次是在一九四二年，那是个更大的风波。在第一次大风波中，因着应付得宜，我们把风波带了过去。第二次大风波发生时，我不在其中，但因着主的怜悯，主给了我一个地位，借着我在那里的服事，倪弟兄的职事恢复了。

一九四九年我被安排离开中国大陆，到海外来。倪弟兄清清楚楚的嘱托我：‘你要负责主在海外的见证。’因此，我不作大伞，也得作大伞。从那天起，箭头就转到我身上，我成了箭靶子，欧洲人打我，亚洲人攻击我，美洲人更是反对我；他们群起攻之，产生了许多风波。这就是说，主的恢复遭受了许多厉害的打击。

以台湾为例，从一九五七年起，几个青年人里面有了异议，之后就起来背叛，破坏召会。凡懂得那件事的人，都知道那是个大风波。仇敌所作的，就是要把我们连根拔起。所以，他首先就是要打倒我，然后把主恢复的见证连根拔除。然而，感谢赞美主，神所栽种的，没有人能拔出来。这个恢复是神所栽种的一棵树，任人怎样拔，也拔不出来。或许人会将它折断，但无论怎么折，怎么断，老根、老本仍在那里。这老根、老本就是生命的暗流。

在主的恢复里，这道生命的暗流，不太明显，却是在那里。已过在中国大陆，反对的人曾尽可能的，要把这道暗流切断，但是断不了。来到海外，无论是台湾、马尼拉、香港、美国，处处都是这样，人想要停止这道暗流，切断这生命的流，却是不行。就如一棵树，人能把树枝砍掉，却砍不掉树根和树本。整理园子的人都知道，树若不砍掉一些枝子，还不会长得快，等枝子砍掉后，很快就从老根、老本里，长出新枝子。在台湾、马尼拉、香港、美国，甚至新加坡，我们都看见这种光景。

那些在台湾闹事的人，闹到一个地步，喊着说，‘聚会所是大巴比伦，李常受是建造巴比伦者。’‘神的荣耀离开了。’‘神要拆毁巴比伦，不留一块石头在石头上。’甚至偶尔到我家来帮忙的姊妹，也都受到影响，不聚会了。表面上，这棵主恢复的树，被他们砍掉了很多枝子；在他们看，几乎都砍光了，没有了。然而感谢主，根还在这里，本还在这里。从一九四八、四九年，我们到台湾来，主恢复中那道生命的暗流，就没有人能切断。经过他们那一次的破坏，今天在召会中的这些青年人，都是在那次‘砍过’之后，从老本、老根发苗长出来的。一九六五年之前来过台湾的人，这次再来，感觉一定相当不一样。今天这班青年人，比十五年前那班人更新鲜、更活泼、也更刚强。但愿你们不骄傲。当时，那班人以为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全都拆光了；他们以为主恢复的树，枝子几乎都砍光了。岂知他们越拆、越砍，主的恢复却越长，人数也越多。

香港的情形更为明显，在香港闹事的人，所用的‘斧头’比台湾的大十倍，砍的决心也比台湾强十倍，非要把主的恢复砍光不可。然而，今天怎么样呢？你去香港看看，一片欣欣向荣，都是青年人。那些人越砍，老根、老本越长，并且长得越多。

马尼拉闹事是台湾挑起来的；台湾闹事是马尼拉鼓动的，就像希律和彼拉多一样，他们是联起来的。一九六一年夏天，我到菲律宾带领青年人上碧瑶山上受训。那一次的训练是空前的，青年人都活过来，个个祷告，聚会中都唱我写的那八十五首新诗，其中有：‘荣耀基督，亲爱救主，你是神的荣耀显出！’‘何等生命！何等平安！’‘哦主，你今乃是那灵…。’（诗歌三八二、三七八、三七一首）。大家越唱越释放，至终个个都得了释放。

虽然在召会中闹事的人，在那里大肆破坏，但感谢主，还留下一班老根、老本，托住了那些新长出来的青年人。他们在会所被霸占之后，另租房子聚会，就在那里长起来了，叫那些闹事的人大为吃惊。老枝子砍掉，嫩枝长出来了，继续这道生命的暗流，也维持了主恢复的见证。不言而谕，新加坡也是如此，

当我们看见这些光景，就当得鼓励，不必为主的恢复担心，也不必在意人的反对和攻击。让人去破坏吧，至终他们要看见，他们不过是白费力气，甚至是帮助老根、老本长出新枝来。今天主在台湾恢复的情形，正是一九六五年之后，所长出来的另一个光景。

以下就请弟兄们作一点见证。

出乎神的，谁也不能砍掉；凡神所栽种的，谁也不能拔出。当那些人闹事的时候，我心里当然是非常难过。那时李弟兄从美国写信给我，我一直不能忘记的，是他常常用话安慰我，他说，‘弟兄们，我们在台湾所作的，有多少是出乎主自己的，连我们也不太清楚。若我们所作的是出乎神，没有一个人能拔掉；若是我们所作的，不是出乎主的，那些能拆毁的，就该拆毁。所以，你要得安慰。’我那时相当因这话得安慰。今天新枝已经长出来了。

当时赵之璧弟兄和王重生弟兄亲笔写给我两封信。在这两封信里，表现最清楚的就是存心的问题，闹事者要作领袖，要作头。他们自己都说他们分三派，在三人中要推出一个属灵的领袖；又说李弟兄完了。他们争战的对象，就是某某人，把某某人打倒，天下就是他们的了。这个争战不是属灵的争战，乃是夺权的争战。在这里有一个‘争天下’的灵，这实在应该叫我们受警戒。

今天他们的情形，实在是分而又分，没有一个能和另一个在一起，都是个别的，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。我们绝没有想到，李弟兄把他们从上海带来，照顾他们的生活，并且在事奉上非常重用他们，把他们摆在高雄、台南、嘉义、台中和台北第三会所，这五个大的地方配搭，实在是存心要成全他们。不只李弟兄要成全他们，我们也非常盼望他们被成全起来。我们常常对他们表示：‘我们的年龄已经大了，各方面的情形都不行，盼望作一个桥梁，使倪弟兄、李弟兄这一分职事，能由你们来承继，传到你们身上’。然而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们竟发生这样的事。

那时，我一年最少去中南部两次，到各地看望众召会。当李师母病重那段期间，我到中南部去；他们来见我，说了一些论长道短、是是非非的话，要破坏李弟兄。其中一人比较诡诈，他都是说，某弟兄说李弟兄如何如何，某姊妹说李弟兄如何如何，实在就是他自己说的。他们那些话表示，李弟兄这一分是完了，台湾有属灵追求的弟兄姊妹，百分之七十都是归向他们。言下之意，他们不久就要有些举动了。我听了之后，觉得这件事情实在太严重。

回到台北，我把这事交通给张郁岚弟兄和孙丰露弟兄。张郁岚弟兄说，‘这时，李弟兄心情很沉重，我们不能再把担子加在李弟兄身上，现在不能向李弟兄提出来，我们先来挽回好了！’于是我们就请这些弟兄们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在张郁岚弟兄家交通，交通来交通去，好像在他们的感觉里，我们都没有属灵的异象，连李弟兄都不行了，我们算什么？交通到末了，我们没有办法。等到李师母被主接去，丧事办完之后，我和张郁岚弟兄就将事情交通给李弟兄，李弟兄先把这几位弟兄召聚到家里谈谈，之后才在去菲律宾前，召开全体同工聚会。

二十多年前在台湾兴起的大风波，明显是仇敌撒但的作为；这个作为有个凭借，就是借着几位有恩赐的青年人。一个人有恩赐、有本事、有口才、会讲道，就很容易被仇敌利用。所以这次，李弟兄将六十年的历史，源源本本的讲给我们听，盼望我们在座的青年人，听了之后要知所警惕。一个没有本事的人，比较容易顺服；一个有本事的人，就非常容易骄傲。这是被撒但利用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。他们所犯的错误，第一就是反权柄。

一九四九年春天，他们到了高雄，口口声声说他们是受倪弟兄带领；事实上，他们是受李弟兄带领的。所以基本上，他们是反权柄的。为什么反权柄呢？因为他们生性骄傲，藐视一切，甚至藐视李弟兄，认为李弟兄没有启示。特别是其中一位在高雄时曾说，‘李弟兄是没有启示的宗教领袖’。这话非常厉害，既骄傲又反权柄，因此发生了以后种种的难处。这的确是非常大的风波。发生难处的这五个人，开头时是以上所提弟兄自成一组；其余四个人一组，他们的作法不大相同。那一位是激进的人，他认为只要他先发动，领导权就落在他身上。其余四个人，则都是采取缓慢的行动。

照着李弟兄在他们身上的成全和盼望来说，实在比对其余的弟兄们更迫切，因为在史百克弟兄访问台湾前后，他们已经被安排到很重要的地方召会服事。然而他们并不知足，因着高傲而被仇敌利用。他们第一步不是对付李弟兄，而是对付张郁岚和张晤晨二位弟兄，盼望最好把这两位张弟兄去掉，他们五位好在李弟兄身旁左右李弟兄。然而这个目的没有达成，所以他们就改变路线，直接反对李弟兄。

一九五九年，工作安排我离开高雄，到日本一段时间，所以需要有别的同工到高雄服事。这一来就安排以上所提弟兄从台南到高雄，而把郑大强弟兄从高雄调到台南，结果那位弟兄就在高雄领头了。

不久，我从日本回来，因着需要办再次赴日手续，就多留了一两个月，参加了一九五九年底、六○年初在台北的训练。许多马尼拉的弟兄姊妹也来参加那次训练，其中有位弟兄，与我们同被接待在工人之家，他可说是专门和这五个人有交通。周末，训练一结束，马尼拉来的那位弟兄就到中南部访问。他们谈论了许多是是非非。这弟兄在马尼拉本来就有些意见，来到台湾以后，看见这五个人都反对李弟兄，回到马尼拉就酝酿暴动的事，霸占会所。他们是互相联系的，特别是这位马尼拉的弟兄和那位在高雄的弟兄，联络得最密切。

一九六○年训练结束后，我回到高雄，等候办理到日本的手续，以后郑大强弟兄也回到高雄。我们两个人一回去，那原先在高雄要闹事的弟兄，就不能在高雄为所欲为，因此就发生了难处，但都是在暗中、隐藏的。我们聚会的光景一直往下落；等到一九六一年，马尼拉召会发生事变，这位闹事的弟兄访问马尼拉回来之后，他们就开始另外有个聚会。那时，我们在高雄几乎没有办法作下去。

高雄的弟兄姊妹都非常单纯，对于作话语出口、带领的人，都非常尊敬。大家认为这位闹事的弟兄是个属灵人，却不知道他在背后所作的，统统都是‘反’的事情。我们无法将实情告诉弟兄姊妹，深怕会在召会中带进更多的是非。所以，那段日子实在为难。特别到了一九六二年，高雄召会可以说已是一片混乱—事奉毁了，配搭毁了，带领更是毁了，所有原来事奉的体系全都毁掉了。我们真不知流了多少眼泪；那时，没有同心，也没有同伴，只有我和郑大强弟兄二人，不知那个局面该如何往前，只有同心祷告，相信并等候主来作工。

到了一九六三年，难处很快就过去了。因为一九六二年，这位闹事的弟兄第二次从马尼拉回来以后，和另外四个人商谈，发现他们四人早已同心合意，要把他剔除出去。这完全出乎他自己的预估，他原以为他先发动，领导权就在他身上，岂知那四个人并不拥护他。正在那时，马尼拉闹事的人却欢迎他，于是他就举家迁到马尼拉去。高雄召会因此蒙了拯救。到一九六五年，高雄召会可说是平安无事，一切的难处都过去了。

我在一九四四年得救，以后并没有过召会生活，乃是到了一九五一年，才开始过召会生活。那时我非常渴慕主，并且有追求的心，所以参加了一九五三年的训练。训练后，主开了我的眼睛，使我看见召会；同时我也很懊悔得救太晚，把最好、最年轻的时光都丢掉了。二十几岁时，我的头脑像电脑，记性非常好；但蒙恩以后，虽然非常爱读圣经，却是记不得。所以，我非常爱青年人，觉得青年人蒙恩太宝贝了。以后看到那几位青年同工，他们那么年轻就蒙了大恩，天天读圣经，而且出口成章，我真是非常宝爱他们，也很愿意和他们多有交通。那时，在我的观念里，对我而言，所有同工都是我的老师；我不只接受李弟兄的带领，更以每位同工为我的先进，所以也特别宝贝那几位青年同工，和他们多有交通。

当时他们在台北三会所，有个特别的追求，追求史百克弟兄所有的信息。其中有位弟兄邀请我去参加。当然，我很宝贝属灵的事，而且从一面来说，史百克弟兄也有他的一分，加上有人把那些英文信息读、讲给我们听，也是不错，所以我就去了。然而因着我住在郊区，都是追求的时间才到，追求完了就走，并没有参加他们在追求以外的谈论。这实在是主保守了我。原来，他们的追求不过是个表面工夫，实际上是形成一个小组，用史百克的东西，来反李弟兄。

渐渐的，我发现里面有问题，就和我的内人有些交通。我们都感觉应该找张郁岚弟兄交通，因为那时，张晤晨弟兄常在海外。我一遇到张郁岚弟兄，他就诚诚实实的告诉我：‘这一班人，特别是其中有一、两个，就是押沙龙。’意思是，他们是李弟兄所生的，是李弟兄传福音才得救的，是李弟兄带着长大的，是李弟兄所保护的，可以说他们就是李弟兄属灵的儿子，现在却起来背叛，完全是押沙龙的样子。如此一来，我的眼睛得了开启，知道这班人是在那里作什么。

我就问张郁岚弟兄：‘现在我们要怎么办呢’？若是照着军人的感觉，那是很干脆的，就是把他们停下来，不让他们再闹。然而郁岚弟兄说，‘这不是我们能作的，只有等李弟兄，看李弟兄怎么作’。我说，‘我们怎么办呢’？他说，‘祷告’。从那一天起，我就和张郁岚弟兄，一同为这事祷告，我和我内人也天天为着这个工作祷告。不久，他们中间一位弟兄写信给我，要我到台南传福音。我心里想：‘我明明知道这是押沙龙，我怎么能和他有交通呢’？我就再找张郁岚弟兄，他说，‘我们祷告’。祷告以后他告诉我：‘你可以去，因为我们还是盼望能挽回他’。我说，‘你们都挽回不了他，我怎么能挽回’？他说，‘主要作什么，我们不知道，也许主在你身上能作一点’。我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，里面实在有个心愿和负担，若是能把他们挽回，当然是好，所以我就去了。

我到台南以后就发现，他们表面上是请我去传福音，其实里面有两个用意，一个是要得着我作他们的同伴。对此，主早给了我恩典，也给我亮光，看见这是押沙龙。其次，就是盼望我带消息给前面几位弟兄。所以晚上传福音，白天就从上午到下午一直交通。这位弟兄一再说，他是李弟兄所生的，他和李弟兄绝无问题，他顺服李弟兄像顺服父亲一样。他拿出李弟兄写给他的信，说，‘你看，这是李弟兄给我的信，我们之间毫无间隔，所有外面的传言都是假的，你千万不要信。今天我当面对你讲，我对李弟兄没有问题。’我就把我知道的一些事，一点一点的追问他，结果他都说没有问题，全是别人的诬告和谎言。这叫我很为难，我就把这件事带到主面前，求主来显明，来暴露。

回到台北，我和张郁岚弟兄交通到这种情形，张弟兄就建议把他们统统请来。有一天，他们都来了，也请了孙丰露弟兄。交通之前，我祷告主来暴露，来显明人的光景。我里面很平静，没有什么主见，只是把这件事摆在主面前。结果在那个交通里，每个人的情形都被暴露。

孙丰露弟兄是个非常诚实、正直的人，他从前是法官，所以每一句话说出来，都是肯定的。已往反叛的弟兄曾对他讲了些背叛的话，他那天一字不差的提出来。他说，‘弟兄，你对我说，你今天看见了最高的异象，李弟兄是完了。除非跟随你，否则前面没有路。这是不是你讲的？’那弟兄坐在孙弟兄对面，对孙弟兄的问题，他或者答：‘我真的讲了么’？或者说，‘唉，我没有这样说，你有没有听错啊’？我就看见有两个人的人格摆在那里；从那天起，我就知道这位弟兄是个什么样的人。

一九六五年，李弟兄回来，请他们从工作上退下来。然后，张晤晨弟兄和曲弟兄到台南聚会，那位弟兄就在背后指使人，预备了蕃茄，丢上讲台，闹得聚会不得不中断。他自己却为了避免嫌疑，到了台中。那时我在台中，听说他来了，还有一点存心，想在这最后关头，看看能不能挽回他，所以就约他在一位弟兄家有交通。那一次，他是完全被暴露出来了。他对我说的话，和前次在台南所说的，是一百八十度的转。他说，‘张弟兄，你知不知道，今天在地上有几个属灵人’？我说，‘照我看，属灵人很多，只要我们活在灵里，顺服主，我们就是属灵人’。他说，‘不，今天地上的属灵人，第一是倪弟兄，第二是史百克，第三就是我们’。接着，他竟然骄傲的说，‘倪弟兄现在已经在大陆，不能出来了；史百克弟兄虽然看见的高，却还是有一点没有看见；所以，都在我们身上了’。

求主用血洁净，我不是要评论什么人，我是愿意让青年人知道，我们不只看见异象，更要持守异象，对异象忠心。我深深知道一件事，在台南他对我讲的是一套，在台北说的又是另一套，这就证明他那个人是刻变时翻的。那天在台中是更进一步的暴露。

当倪弟兄的职事在上海恢复时，我和这些背叛的人一样是年轻人，一同参加了倪弟兄的几次聚会。他们并没有直接受倪弟兄多少带领，这是我可以作见证的。其次，我们到了台湾以后，在一次事奉聚会里，李弟兄说了一段话，其中一位弟兄就起来说，‘我和李弟兄绝对没有问题，李弟兄若是跳海，我也跳海；他头一个跳海，我第二个跳海，我跟着跳下去’。这完全和他背后说的、作的不一样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很少和他有什么牵连。

我们到台湾以后，前面弟兄们非常成全我们，并且主也怜悯，把我摆在台北的长老聚会里，和弟兄们一同在长老的责任里事奉，经历过许多事情。仅仅在这八年期间，就曾经过上百次的大小谈话。大家费尽苦心，就是盼望能把他们成全起来，配搭在一起。可惜，他们里面有两个不得了的点，第一是犯上，不要权柄；第二是要钱，要私心。这些在他们里面作怪，叫他们迷了心。

那时每一次谈话，几乎都是谈到五个问题：里面的生命，外面的环境，头上的权柄，脚下的立场，和召会的配搭。当面谈时，他们都没有问题；散会以后，问题都来了，真叫人难办。由于那几年李弟兄不在台湾，闹事的人就把目标放在二位张弟兄身上；但是我和二位张弟兄在台北一会所配搭服事，所以有时大小矛头也会对着我，常常在我身上作工。

比方，周六的长老聚会散会后，其中一人会拖着我走到他的住所，又送我回到我的住处。一路上和我谈的，都是‘今天的工作，属灵的情形低落’，‘李弟兄怎样怎样’，‘二位张弟兄怎样包围李弟兄’这类的话；另一面就说，‘我们生活怎么艰苦’，‘我们结婚时怎么艰难’等。

有一天，我听得很不耐烦，就告诉他：‘弟兄，你说了这些话，我现在告诉你两件事：第一，我们都是直接、间接受李弟兄带领，直接坐在他跟前受教，间接读他的书；其次，我们所以能这样在召会事奉，正是因为我们得着如此的成全。然而，你对我说了那么多消极的话，这些话你能说，我不能说，我里面过不去。你这样说李弟兄，就好像说到我的父亲，我受不了’。从此他骂我是个铁头匠。

在召会最为难的时候，我们的确看见主在那里负责、保守、眷顾，一点一点都是主在那里作事。不论闹事的人是明的威胁，或是背后对我讲消极的话，都不管用。我只知道主耶稣，只知道爱主、爱召会，别的都不要。我知道我头上有谁，我知道我脚底下踏的是什么。感谢主，就这样过来了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注意‘人’的问题，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你的人在哪里？你的心在哪里？这是要命的点。我觉得我们在主面前的存心关系重大，如果一个人的心术坏了，就都完了。

这些背叛的事在台中，并不是那么明白的表示出来。那时台中有三位负责弟兄，李代芳弟兄、朱亚伯弟兄和我。我们三位年龄都比他们大得多，他们可能不在意我们，所以没有直接在我们身上作什么工。然而，我们从旁边可以看得出来，台北有特会时，他们没有把信息带回来；台北有新的诗歌，他们也没有带回来。他们在台中都是讲史百克弟兄的东西。

之后，我们就知道出了问题。因为这几位每周都来台中聚一聚。他们在没有聚会的晚上来，当夜就回去，说是一同有追求。有一天早晨，我提早到长老室，发现茶几上的瓜子壳堆得像小山一样。我的心动了一下：‘他们一同追求，怎么嗑这么多瓜子？’若没有两个钟头，嗑不了那么多；一定是一边讲，一边嗑，堆了好几堆小山。刚好我去得早，他们还没有收拾，就让我碰着了。所以我心知肚明，他们在那里不是真追求。可惜我不够警觉，不知道他们有那么大‘起义’的事。此外，我们也发现他们有海外的经济供给，至于是从哪里来的，我们并不知道。后来，台中召会增加两位青年长老，至少有一位得着他们经济的援助，所以至终，这两位青年长老也跟着他们走了。

有一次，他们中间一位弟兄和我有点冲突。那是在李弟兄去美国之前，在台北召聚同工聚会的时候。由于他每次去台北聚会，都没有把台北的交通带回来，我就知道他对前面弟兄有点问题。所以，他要到台北的那天，我就对他说，‘弟兄，盼望你不可藐视申言者的讲论’。他立刻向我变脸，说，‘你晓得不晓得，如果主来的时候，一定会到我们这里来么’？我也不太高兴的说，‘你怎么说这样的话？我们不敢说主一定会来，但是我们盼望主能够来。如果主不来，我们在这里干什么？我们干脆散伙算了’。为此，我还追寄一封信到台北给他，说我讲话太冲动。其实这也是不够警觉，不知道他的话另有作用。

他们中间一位相当骄傲。那时弟兄们常常请他来讲异象。有一次，他讲完后就问我，弟兄姊妹的反应如何。我说，连我都听不懂，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。他一直自认为，他看见别人没有看见的异象。还有一件事，就是当李弟兄把这些事处理之后，我们和他们谈得相当清楚，告诉他们，他们从工作中退下去后，若是不方便，还是可以住在会所。我们都能为这事作见证，但他们却到处散布谎言，说他们没有吃的，很可怜。有些姊妹很同情他们，就跟着他们走了。我们后来算一算，那些跟着出去的，都是姊妹在家里当家、作头的。姊妹作头的就出去了，姊妹不作头的就都蒙了保守。

问： 在这样的风波期间，您在台北或在美国，在主面前怎样寻求？您当时的心境和态度又是如何？

李弟兄答： 那时我人在美国，我的心情是：‘让这些弟兄们作他们所要作的’。我一点也没有过问，也不担心。张郁岚弟兄和张晤晨弟兄，差不多每周都给我一封信，交通台湾岛上各地召会的情形，说到这些人在那里怎样作破坏的事，非常艰难。他们也问我，到底该怎样应对？我只有一个答复：‘让他们作吧。请弟兄们务必安心，要有平安，享受主的同在。若是台湾岛上这个工作是出乎主的，谁也不能拆毁；人越拆毁，主越建造。若是谁能把这个工作拆毁了，那就应该拆毁。所以，请弟兄们平安’。这是我在美国，向着这些情形的态度。

我完全把台湾的工作留在主手中，这些人愿意作什么都可以。我没有告诉任何召会、任何人说，应该怎样对付这几个人。完全没有。反而，我只说，‘让他们作吧，看他们能作多少，看主怎么表白’。

另一面，我在美国实在也没有心情，没有时间和力量，来分担任何其他的工作。因为美国工作一开之后，主就给我一个很广阔的门。我整天忙着作工，一直在外面奔跑，访问各地。所以，我那时是忙着作工，享受主的祝福，里面满了喜乐、平安，一点也不担心台湾岛的工作如何。

今天我在你们众人面前，作一个见证，我也是堕落的人，也有我的错误，我的弱点，这是无可讳言的；但是另一面，五十多年来，我学习认识主的怜悯，认识主的恩典。我从年轻开始，就不是一个马虎的人，也不是一个糊涂的跟随者。我研究过人生，我发觉要作人，一定要作基督徒。我也进一步研究过圣经和召会历史，知道要作基督徒，就一定要走这条恢复的路。因为基督徒的真义，就是要在地上和众圣徒一同彰显基督。要这样彰显基督，非在这条恢复的路里不可。

你若是一个人，而不作基督徒，你的人生就没有意义；但如果你作了基督徒，却不走这条恢复的路，你这个基督徒也没有意义。我没有骄傲的观点，更没有鼓吹的意念，我乃是愿意向你们作这样的见证。

前天主日大聚会里，来了一些基督徒，我得到确实的消息，知道他们听不懂什么叫作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，什么叫作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，什么叫作基督安家在你们心里，使你们被充满以致成为神一切的丰满。这是今天地上可怜的情形；世人在可怜的境界里，基督徒也同样在可怜且肤浅的光景中。一周过一周，他们每个主日去听一点肤浅的道，对什么是神的旨意，什么是神永远的计划，什么是神所要得着的，什么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什么是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，什么是召会的立场，什么是召会的路，他们一概不懂、也不谈。那对他们完全是另外一种语言，因为他们不在那个实际里。

然而，在这个时代末了，主的光在这里越照越明，几乎已达日午。我们不仅传讲这些信息，也把这些信息刊印成书。这一篇又一篇的信息，都将圣经中的亮光启示出来。这是主莫大的怜悯。

最后，我要根据所摆出来的历史作一个结论，就是我们多年来所学习的：我们不是在这里作一个工作，乃是在地上过一种生活，活出基督，享受祂的丰富，成为祂的彰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