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在这次训练中所发的资料，盼望你们在受训期间能好好读过。里面有一封史百克弟兄在一九六二年，写给马尼拉一位异议者的信。我们先请林天德弟兄，为我们解说一下。

这封信是史百克弟兄答复马尼拉一位异议者的信，信里主要的重点是关于召会地方立场的问题。他认为召会的基础，不应当是所谓的‘地方’。‘基督’才是召会的基础。这个看法是根据林前三章所说的，耶稣基督是那独一的根基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然而他把‘根基’（foundation）和‘立场’（ground）混为一谈。所以他认为我们以‘地方’为立场，就是立了别的根基，这是他不能接受的。他又根据马太十八章二十节说，只要有基督，即使仅仅只有两三个人，那里实际上就是召会。并且他说这个‘地方’的教训，是闭关弟兄会所主张的，至终使他们分了又分。倪弟兄虽然拒绝成为弟兄会的一分子，却接受了他们的教训，李弟兄更是这个教训最有力的解释者。他非常不赞成这件事。

在这里我们要得着一个深刻的印象。我们为这个立场，已经打了六十年的仗，也常常用‘地方立场’这字眼，但什么叫作‘地方立场’呢？地方立场就是合一的立场，the ground of oneness，并不是the ground of unity。‘unity’是联合的意思，‘oneness’是一；召会不是联合的，召会乃是一。你得救了，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；我得救了，有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；所有得救的人，都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，那个生命就是一。再者，我们得救的人就是基督的身体，这个身体就是那独一的召会。基督只有一个身体，所以在宇宙中只有一个召会；而这个身体在地上人群聚集的地方显出时，那个显出也应该是一个。

然而，今天堕落的基督教，把基督的身体弄成多少个呢？以台北为例，你在台北看见的显出有多少？太多了，多到不能计算。然而，史百克弟兄还强烈主张，无论在那里，有两三个人聚集，只要有基督在他们中间就可以了。这是不得了的事。那就是说，在我们个个圣徒家里，都可以有一个小召会。假使台北这里有两三万圣徒，就可以有一万个召会。你们想想看，一个头有一万个身体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就变成百足虫了。

不错，在马太十八章二十节，主是说，无论在那里，若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到主的名里，主就在他们中间；但那不能构成召会。因为十七节也提到，当两三个人不能解决犯罪得罪人的问题时，就要告诉召会。可见两三个人和召会，并不是同位语。

史百克弟兄的信写道：‘对我来说，召会的基础是相当基要的，我不能接受以所谓的“地方”为基础。我相信基督在那里，即使仅仅是两三个人，那里就有召会的功能（where the church is in effect）。’‘召会的功能’这个辞用得相当‘律师化’。你若认真和他辩论，他可以反驳说，他没有说‘那里就是召会’，而是说，‘那里就有召会的功能。’

史百克弟兄讲了一生的道，深谙讲道的技巧。他知道若是说，‘…仅仅两三个人，那里就是召会，’这句话和马太十八章十七节不合。别人若问他，两三个人就是召会，为什么有问题还要告诉召会？他就为难了。所以他就用‘那里就有召会的功能’。这个说法意思是，只要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在主的名里，就功能而论，召会就在那里。他这个说法是扰乱听闻，叫认识不够的人受蒙蔽，以为史弟兄说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，那里就是召会。

无论如何，史百克弟兄的确是拒绝‘地方’的立场，他不仅定罪立场，也厌烦立场。他的论调一出来，就鼓励了那些倾向独立，愿意自由行动的人；换句话说，就是鼓励分裂。虽然他的存心也许不是如此，但由于他存心反对召会以‘地方’为立场，并且不断强调，只要有两三个人在主的名里聚集，那里就有召会的功能。这无形中就鼓励人分裂。

这就好比，没有一个外科医生会存心要杀人，但外科医生一马虎，诊断错误，就会出人命。史弟兄就好像一个外科医生，认为自己很高明，他本来也是有很高的职事；但因着他的眼光错误，他的说法、主张就杀死了我们中间许多弟兄姊妹，也杀光了他自己的职事。从一九五七年，他在台北对我们开刀，对付立场的问题后，他的职事就一落千丈。

简而言之，我们要清楚召会在宇宙中是一个，在任何地方的出现也应该是一个，即使意见不同，还是一个。是一个的原因，是因为大家都有主，都相信一位主，都有祂的生命，都是祂的肢体，所以大家应该是一个，不应该再分开。

自从史百克弟兄来访问之后，台北召会的负责弟兄们觉得，我们应当积极的，越发实行我们所看见的地方合一立场。于是就去接触两个在台北这里奉主名聚会的团体，一个是植物园旁边的基督徒聚会处，一个是南京东路礼拜堂。弟兄们诚心诚意为着主的见证，要与他们合一，和他们有诚恳的交通。因着那时，我们人数多，产业也多，有好多个会所，弟兄们恐怕他们担心，就一再告诉他们，只要他们答应众人合一，我们就把长老职分完全让给他们，也把我们一切的产权，无条件交出来。然而谈到末了，他们还是愿意自己独立，不愿意合一。这就是今天基督徒的态度。

我们第一次与基督徒聚会处长老们交通合一的事，他们说要祷告。过了一周，孙丰露弟兄、张郁岚弟兄、杜焕章弟兄和我，四个人又去接触他们。他们的答复是：‘在我们看，一个地方不一定是一个召会，我们还是独立好了。’我的个性比较直，就对他们说，‘弟兄，若是这样，这个分裂的责任不在我们；我们是诚心诚意，愿意合一。’他们这样答复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至于南京东路礼拜堂的负责弟兄，是在我们楼上的长老室与我们交通。他们说，他们对合一的看法，就是保持南京东路礼拜堂，然后谁请他们，他们就去，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合一。

六十年来，我们为合一的事，不知打了多少苦仗。然而，史百克弟兄却居心要把地方合一立场，从我们中间打掉，并且一口咬定我们这个地方立场，是从闭关弟兄会来的，是接受了闭关弟兄会的教训。我实在要喊冤。

史弟兄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，因着闭关弟兄会在欧洲的失败，分而又分，所以，他完全拒绝召会生活的实行。当他到马尼拉和香港的书房时，看见我们售卖闭关弟兄会文字出版机构所出版的书，一口咬定我们是跟随闭关弟兄会的教训，讲‘地方’的立场。然而，我们和闭关弟兄会截然不同，因为闭关弟兄会不接受在公会里聚会的圣徒，他们要求人必须离开公会，到他们那里聚会。如果在他们那里聚会，又到公会聚会，就被称作‘恶伴侣’，这是闭关弟兄会的态度。然而，我们不是这样；我们乃是接纳所有神所接纳之神的儿女。任何人只要有神的生命，接受基督作他的救主，有基督作他的生命，我们就接纳，就和他一同有交通，这是我们和闭关弟兄会最大的不同。

闭关弟兄会确实分了又分，为什么分呢？是为了立场而分，还是为了道理的见解而分？我们中间是不是这样呢？我们是不是因着有一点道理不同就分了，有一点见解不同就分了？

闭关弟兄会非常注重道理的讲论，因为他们是从这里起家。当时弟兄会中有两位大教师，一是达秘，一是牛顿，他们两人对基督的再来，和圣徒的被提，看法不一。达秘强调灾前被提，牛顿认为是灾后被提。当达秘在时，因着他的恩赐比牛顿大，牛顿就没有讲话的余地；等到达秘不在时，牛顿就起来讲另外一套。末了，达秘就把牛顿开除了。这是弟兄会第一次的分裂。可见，他们注重道理的讲论，过于身体的一。以后弟兄会分而又分，甚至在聚会中用钢琴或风琴，都分成两个会；一个用钢琴的会，一个用风琴的会。至今，他们已分了几千个小团体。

然而，我们不是那样。我们看见一地只能有一个召会，不管见解如何不同，都可以接纳，都可以有交通，但不能强逼别人实行你个人的见解。例如，你认为吃肉是对的，不能叫众人非吃肉不可；你认为吃素是对的，也不能要求人跟着吃素。我们可以接纳所有的信徒，只要他是神的儿女，没有道德的罪，也没有异端，不是分门结党的人，我们绝对接受，并且能和他有交通。甚至一个和尚得救，成为我们的弟兄，因着信心软弱不敢吃肉，我们也可以陪着他吃素，和他保持交通，这一点也没有难处。甚至对立场不赞同的人，我们也可以和他有交通，只要他不在召会中作反对立场的事。这是我们和闭关弟兄会截然不同的地方。

举例来说，前天晚上我们在一会所擘饼时，因为有许多从海外，以及本岛来的圣徒，负责弟兄就一一按名介绍。聚会快结束时，大家有点祷告，忽然有位弟兄站起来，我认得他是南韩的华侨，一个青年传道人。他站起来祷告，证明他参加了擘饼聚会。我觉得有一点遗憾，因为事先不知他在聚会中，没有介绍他；不过他还是和我们一同擘饼，并没有因为他是我们之外的一个传道人，我们就不接纳他。反而在这一周里，我和他接触两三次，知道这位青年弟兄爱主，在南韩对一班中国人传福音，我倒很爱他。然而这不是说，我里面就印证他的路是对的。从这个例子，我们就能明白，史弟兄说我们和弟兄会一样，是太过分了。

弟兄会因着道理、作法的不同，分了又分，但我们从来没有因着道理或意见不同分裂过。你们要了解，一九六五年我回来，不是革除那几位闹事的弟兄，而是停止他们在‘工作’上有分，也停了他们长老的职分。我觉得我有这个地位作这事，并且也作得很得体、很合式。纽约有人批评我作得太过，我就请问他，假使他是我的话，能不能忍耐八年之久？八年的时间，我什么都不作，全数让他们作，而且他们作什么，我统统知道。末了，他们连‘天下就是我们的’这些字眼都用上了。你怎能容让一班同工在这个工作里，有这种态度，有这种话语？你怎能容让一些弟兄在召会中负责，还作撒谎、破坏的事？

一位弟兄在台北三会所，借着读书小组的名义，实际上作反对的事。其实他们要讲史百克弟兄的道，这没有问题，我们并不闭关；史弟兄是我们请来的，足证我们不闭关。然而，他们何必用史弟兄的道，来反对我呢？我请问青年人，凭你们纯洁、公正的感觉告诉我，像这样的人，可不可以留在长老职分里？可不可以留在工作里？

由于他们背后作反对、破坏我的事，到我跟前又说，什么都没有问题，逼得我只好对那位弟兄说，‘弟兄，今天有的年轻人，在所谓的圣经学院，读了二年、三年，就能出来照着圣经，简简单单的传福音带人得救，然后把圣经简简单单讲给他们听。何况你们在我们中间，听了这么多年道，受了这么多年训练，认识这么多真理，你们既是觉得史百克的路是对的，就请你们正大光明的，去走那一条路。你们不必反别人、反召会，不必在我跟前说，“一点都没有问题”，“什么都好”，“愿意接受权柄”，“愿意接受带领”，却背地里作反对的事。这与我们基督徒的良心过不去，并且不相合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应该正大光明，不作这种阳奉阴违的事。你们尽管大大方方的出去，传圣经的话，传福音，讲史百克弟兄的道，你们会得着一班人，会有人得你们的帮助。我觉得这也是一条正路。’

这样的话，我最少说了两次；但是他说，‘没有，我们对你没有问题，我们对召会没有问题，我们对工作也没有问题…。’然后，却借读书小组的名义，来作破坏的工作。你们都听见弟兄们如此见证。我去美国之先，就清楚知道这些事，我还是让他们在那里作长老，作同工。四年后，我才回来处理。为什么我当时不处理？因为几位前面年长弟兄的感觉跟不上，他们盼望挽回这些闹事的人。当时我若一意处理，后果恐怕更不好。

另一面，我实在也有颗诚恳的心，盼望这些闹事的弟兄，能再蒙光照，有一个转机，那是何等美好。所以我就忍耐了八年之久。直到一九六五年，弟兄们眼见情形每下愈况，写信给我，说，‘李弟兄，你若是留这些人在这个工作里，我们其余八十几位同工不能作了，就让他们作罢；你若是还要这八十几位同工继续作，你对这几个人，就要有一个安排，有一个处理。’那时，我知道他们的感觉跟上了，就立刻答应他们，在九月间回台北解决这件事。

虽然这是已往的历史，但我确实知道，也许你们有些青年人已经听过一点，关乎他们这些闹事之人的事，然而你们不一定听得明白，所以我必须讲解清楚。这些材料，可以说从来没有向人公布过，还有一些是我不愿意公布的，因为我的心伤痛，我愿意说人的长处，不愿意说人的短处。我尤其愿意说，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，如何得着生命的帮助，得着生命的供应。我不愿意说，有人来到我们中间，受过我们的带领，经过我们的训练，过了十几年，却作些不甜美的事。这是我们的羞耻，我不愿意说。

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九日，在高雄的那位弟兄写信给马尼拉的缪绍训弟兄，信中有许多诋毁我的话。那时，在高雄的那位弟兄要出版一分‘得胜报’，他在信里说，‘李弟兄不喜欢这件事，怕这件事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只好要求我在他的福音书房出版，用经济来压迫我。我绝不会正面攻击他。’又说，‘李弟兄目前在台北所作的工作，都是外围的，…“教会通问”成了一种宣传的工具。’他是我们的同工之一，竟然告诉别人，我们所出的‘教会通问’是宣传工具。又说，‘据闻台北各会所人数都减，财物的奉献也很差。若是李弟兄一直住在台北，也许还可以维持一时，否则是不能维持。’为此，我去查看，发现他写这封信的时候，正是人数逐渐加多的时候，而且直到今天，二十年了，台北召会并没有倒下。

更离谱的是，信上居然说，‘台湾的同工们，目前可以说都是吃李弟兄的饭，他喜欢的同工，就受他多供应，不喜欢的同工就少供应。弟因此中情形，目前已命内子先到学校教一点书，将来如何尚难预卜。李弟兄已对有的同工表示，吃他的饭就要听他的话，目前已相当落到公会的制度中了。’你们要知道，那些年间，我从爱主的弟兄托付我的职事款中，每个月都对同工们有一点点帮助，这是因为我自己从苦境经过，担心同工们有断炊之虞，所以尽我所能的，帮助同工们一点。若是同工们这个月没有得到召会或弟兄姊妹的供给，这一点点的帮助，至少能维持他们不至断炊。那位异议者在写这封信时，还月月接受我的供给，但他却能向人扭曲事实。这是什么样的人格？当时他还在高雄召会作工、带领，却说出这样的话。

那位弟兄写了这封黑函，发到马尼拉给缪绍训弟兄。那时，我并不知道有这封信，反而先收到一封他另外写给我的信，信里把我捧上了天。无巧不成书，过了几天，我就收到他写给缪弟兄那封黑函的副本。谁也不能相信，一个受我训练这么多年，曾经讲过十字架一百零八条，又写‘得胜报’的弟兄，能先后写下这两封一黑一白的信。黑的写给外人，是破坏我；白的写给我，是奉承我。这是我们中间的羞耻。为了让青年人从历史学教训，事过二十多年了，今天我才将这事发表给你们知道。

至于为什么这封信的副本，会到我手里？乃是因为缪绍训弟兄收信后，立刻拿这封信去见一位非常爱主的弟兄，想要破坏他。这位弟兄用智慧抄了一个副本寄给我，让我知道台湾这里的召会出事了。这也是主暴露人的心。

一九六一年，我就清楚知道他们在作什么，然而我等了四年半，到一九六五年九月间，我才回国处理他们。我要请问那位在纽约，认为我作得太过的说话者，若是这样的事发生在他身上，他能否等八个月？不要说等八年，可能连八个月都没到，他就处理了。这不是意见的问题，不是道理上的争执，这是破坏，是拆毁。

我们要清楚看见，我们并不闭关。靠着主宝血的遮盖并祂的恩典，我们能说，我们相当的宽容。若是一九六五年，两位张弟兄不写那封信，要我回来处理，我还可以再等。因为我有一个信念，若这个工作是出乎主的，没有人能拆毁，我何必着急？若不是出乎主的，今天拆了岂不更好，免得将来审判台前火来烧。何况当时我在美国的工作，相当蒙主祝福，我并不急着回来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不闭关，不狭窄；我们是有忍耐的。只是到了事情该处理时，我们必定会去处理。

史百克弟兄把这一切分裂的责任，都归罪在我身上，也归罪于这个立场。他认为台湾有分裂，马尼拉有分裂，香港有分裂，都是因为我们牢守地方立场，并且在这事上太坚持。这样的说法，实在冤枉我们。台湾岛上的分裂，是谁从谁分出去的呢？是我们从那些闹事的人，分裂出来呢，还是他们分裂出去？是他们从我们中间分出去。所以，史弟兄没有明察事实，就把分裂的责任归在我们身上，是太武断了。实在说，那些闹事的人出去，并不是因为立场，而是想要得天下。直到今天，台湾各处召会都没有分裂，反倒是那些闹事的人，他们是分而再分。

我已经告诉你们，当我处理这几位闹事的人时，我跟他们说得很清楚，是要他们从工作上，从长老的职分上停下来，并不是革除他们。我们中间每一个聚会都是敞开的，他们可以参加聚会，有机会，有负担，也可以尽职，供应属灵的东西。不仅如此，他们的住处，仍旧给他们住；他们的供给、贴补仍旧按时分送，直到他们有其他的安排。这怎么能说我们赶走他们，革除他们？我还劝他们要作好弟兄，既是没有问题，就给主一个时间，好好来表白。我说得这样清楚，怎能说分裂的责任在我们身上？

在马尼拉，那班闹事的人在会所散发单张，其上写着：‘打倒四长老，赶走李常受。’他们雇用私人警察，带着长枪守住大门，霸占会所。史弟兄写给这位闹事者的信上提到，我在纽约见他的时候，把马尼拉发生的事都告诉了他。所以，他明知马尼拉这班人所作的事，却不追查，不问他们为什么用那种手段把会所封起来。反而他在信里说，他不袒护任何一方，接着就表明他的态度，不能接受以所谓的‘地方’为基础。他写这样一封信，已经是袒护他们了。后来，他们就请他到马拉尼去作工，如果不是他的独生子忽然去世，他还预备再来台湾。所以，马尼拉召会分裂的责任，不在长老们这一面。长老们是被人赶走的，会所是被霸占的。史弟兄不能把这个责任，加在我们身上。

在香港也是如此，闹事的人霸占会所，不要立场，是他们分出去的。史弟兄不鉴察，因为他太主观，讨厌这个立场，所以一口咬定，我们要负分裂的责任。事实上是史弟兄到远东来，有一个错误的眼光，有一个主观的见地，坚决反对召会地方的立场，带给远东极大的搅扰，导致台湾、马尼拉、香港闹了分裂。

然而，史弟兄并没有察觉他所引发的这些事，叫他的职事一落千丈，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三年，一直往下去。当他八十多岁病重弥留期间，他的妻子亲口告诉一位弟兄说，史弟兄在那时候颇觉活得没有意思。因为他到晚年时，在自己一手创立的贵橡交通中心不能讲道，其他公会也不要他，在我们中间又没有路。这么高的一个职事，到末了却是这样的结局。

我们不是在这里破坏他，而是要把事实陈明出来。是路，就是路；不是路，就不是路。史弟兄所走的不是一条路。一九五五年，是我作最后决断请他来，我完全接受他；他在这里住的时候，我也非常敬重他。后来我所以不能接受，因为我看透他所讲的道里没有路。我的责任重大，我不能带着召会走一条不是路的路。所以我才会拒绝。

盼望青年弟兄姊妹，不要太注意事情的表象，要注意真理，注意事情的真象，这样就能学到功课。为这缘故，我才把史料释放一部分给你们知道。

虽然我们请史弟兄来台湾以后，吃了很多苦；但那次的吃苦，把以后在美国的工作先清理了一下。因为若没有在台湾的清理，我们和史弟兄之间的关系，还是混淆不清，以后到美国开工，就会很为难。当我们到美国开工时，我们和史弟兄的关系，已经表明得相当清楚，所以虽然有些难处，却没有什么纠缠不清的地方。

主的恢复在每个地方的兴起，都有奇妙之处。在日本，主恢复的见证不是由同工开始，而是因着弟兄们作生意，搬家、移民出去，就这样开了头。所以我们要请几位当事人，把经过简单的告诉我们。头一班移民出去的，就是俞丹骝弟兄，他可以说是主恢复在日本的开工元勋，开路先锋。之后，曲郇民弟兄在那里服事了一段时间。再后，就是黄共圜弟兄的服事。

一九五三年，我参加了李弟兄的特别训练之后，就到了东京。那时，我非常热心想事奉主，但并不清楚要如何走这条道路，于是找到一个地方聚会。那个地方有位西国弟兄，服事一班弟兄姊妹，多数是中国人。我心里就很想把这位弟兄，带到我们这条路上。因此，我们花钱买了船票，请他到马尼拉和香港，去看看我们的聚会，也和我们的前面弟兄有交通。他回来后，就对我说，‘俞弟兄，你们这条道路是正确的，绝对正确；但我跟不上。因为我有三个儿女，加上我们夫妻两个，一家五口。若是我进入你们的聚会，我后头的支持就完全没有了。’

这时，我才知道他后面有一个公会在支持他。因此，我和另一位弟兄，就从他那个聚会出来。我们天天向主祷告：‘主阿，在这里有两个人，愿意走地方召会的道路，请你带领我们。’我们非常释放，也非常喜乐。真奇妙，过了两天，有一个人说他要受浸。我们就带他到海边，给他施浸了。再后，来了一位香港弟兄。因此，人数慢慢增加。

那时，我们每一次聚会，只读圣经、祷告，很喜乐。之后，来了一位张弟兄，他说，我们应该可以擘饼了。正当这时，香港的魏光禧弟兄来了，他说，‘不行，要擘饼聚会，必须先看看这里有没有站在地方立场上的召会；若是有，我们只能进到他们那里，不能另起一个聚会。’这样我又明白一个真理。因此，我们就去找召会，但是找来找去都是某某会。后来我们找到一个地方，看见他们擘饼，是一个杯，一个饼，而且姊妹们也都是蒙头的。于是我心想：‘这个差不多，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入了？’我们就和他们有交通，愿意和他们一同擘饼。他们却说，不行，你们不是在我们这里受浸的。打听之下，才知道他们是闭关弟兄会的。到这时，我们就知道那个地方没有地方召会。魏弟兄就说，现在我们可以把饼、杯摆出来了。感谢主，我们真是喜乐，因为把主的见证摆出来了。

那时，在东京除了我们之外，另有两处中国人的基督教团体。有一天，其中一处的负责弟兄，来找我交通，希望这三处中国人的聚会，能一同为着东京的福音祷告。我说，‘好阿。’于是决定每个月末了一周周二上午，来在一起祷告。然而就在我说好之后，里面有一只手指点着我，我心想，我一定说错了。我就对主说，‘主阿，我知道我作错一桩事，但我是个愚昧的人，若不是你来拦阻，我已经答应了人，就必须要去。’到了那天早晨，我起来洗脸，莫名其妙流鼻血，而且流得非常多，我知道主不让我去。我就打电话给我配搭的弟兄，告诉他我不能去。他只好自己去了。然而，他去了一次以后，也不想再去了。后来我有机会到香港，把这事告诉前面弟兄，他立刻回答说，‘我们当然不能有分于那个工作，因为我们走的路是地方合一立场的见证，他们所作的是分裂的见证。我们若有分于他们的工作，就是帮助分裂。’这样，我才恍然大悟。

我们实在是有福的人，主给我们的托付，是在合一的立场上，作祂身体的见证。所以，我非常宝贵这合一的立场，宝贵这条道路。这是一条蒙福的路。我今天活着，实在是靠身体活着，是身体托牢我这个肢体。感谢主，不仅给我们生命，还给我们身体。先是曲弟兄到日本加强，慢慢带领召会一点一点长大；之后，黄共圜弟兄到日本服事，使召会进入扩增的阶段。

另外，关于在台湾的风波，我有一点感觉。李弟兄所说的这五位弟兄，都是他一手带领的，就像他的儿子，可是后来竟成了押沙龙。人原是最不愿意讲痛心的事，李弟兄这次所以把他痛心的事讲给我们听，主要是为着弟兄姊妹的益处；所以他宁肯再痛一次。我相信他里面是流着泪的，但为着弟兄姊妹前面的道路，他不能不讲。所以，我们实在是有福的一班人。

一九五八年，我们得知东京召会的圣徒们都非常火热，工作上就安排我到那里服事。一九五九年一月，我飞抵东京。一到那里，就感受到弟兄姊妹们火热要主的心。当时东京聚会人数，约在四十人左右，其中只有两三位日本籍弟兄姊妹。这就像使徒时代，福音从安提阿召会往外传时，保罗和巴拿巴都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，得救的人也都限于犹太人，然后再传到外邦人中间。东京也是这样，先是只有俞弟兄和少数弟兄姊妹，从香港或台湾移民过去；也有一些当地蒙恩得救的中国人，在那里有一个聚会。外表很像一个华人召会，却是站在地方合一立场上的一个地方召会。几位日籍弟兄姊妹不是很强，但是有一位姊妹非常刚强。

我到了东京，他们就告诉我，一九五八年十月间，有个印度有名的布道家巴森（Bakht Singh）弟兄，从美国写信给东京召会，问说，他可不可以到我们中间，和我们有交通。东京的弟兄覆信说，他们非常欢迎，并且给他安排了一个特别聚会。我到东京以后不久，巴森弟兄就来了。

就在巴森弟兄来的前两三天，有几位西国传教士，从富山和岐阜来访问我们。他们听说巴森要从美国到这里，就盼望和他有交通。巴森弟兄来了之后，和我们有一点交通，也和这几位西国弟兄一同有交通，有时我们也在场。等到巴森弟兄走了之后，这些西国弟兄因着听说我们在东京的聚会，与倪柝声弟兄有关系，就非常有兴趣，愿意知道我们蒙恩的光景。我就源源本本的把我们所蒙的恩典，和他们交通。他们里面非常响应，就请我到富山去，和他们有几天的聚会。

原来这些西教士都是受公会差派，到东京作工。以后他们觉得宗派、差会不对，就离开他们所在的公会，也离开东京，到偏僻的富山开工。他们大概有二、三十位弟兄姊妹，已经在富山作了好几年，有的人日语非常流利。我到那里和他们交通，非常甜美，所以他们盼望我第二次再去。秋天的时候，我又去了一次富山，我告诉他们，我约在十一月要回到台北，问他们愿不愿意到台湾看看台湾众召会蒙恩的情形。他们都很愿意，日籍弟兄姊妹更是响应。因此，我们约定了时候，盼望能赶上高雄球场的福音大会。

在他们这个团体里，西国弟兄是领头的，日籍弟兄姊妹都比较年轻。西国弟兄们坐飞机来台湾，我和日本弟兄姊妹则是从神户，一同搭船到基隆港下船入台湾。西国弟兄们因为早到台湾，不知怎么回事，和台北这里的几位西教士接触上了。他们住在工人之家，却不和我们的弟兄交通，反而与西教士多有交通，听了许多破坏我们的事。所以，等到我和日籍弟兄姊妹下船时，这几位西国弟兄已经产生难处了。

日籍弟兄姊妹几经波折，终于在第二天到达高雄，赶上球场的福音大会。他们一看见那个场面，立刻就被征服了，觉得这条路完全是对的。接着有几位弟兄姊妹就留在台北，参加李弟兄的训练。这时，那些西国领头的弟兄，因为被破坏，不愿意接受这条路，就先回富山去了。留在台北的日籍弟兄姊妹，经过三、四个月的训练后，他们的眼睛得开启，就定规要走这条主恢复的道路。

他们回富山后，就发生了问题。领头的西国弟兄不走主恢复的路，日籍弟兄姊妹要走这条路，这自然要发生问题。过了几年，西国弟兄们统统回国去了，只剩下日籍弟兄姊妹。从此他们和台湾的交通不断，这样，日本弟兄姊妹就进到了主恢复的流中。

我回到台湾后，本来要办长期居留在日本的手续，可是一直办不出来。正好那时，高雄召会也发生有异议的事情，李弟兄就定规，我仍然回到高雄服事。一直到一九六三年底，高雄的问题解决了，我就在一九六四年，再到东京去住了半年。在这半年中，有弟兄从富山移民到东京，加强了东京的事奉。半年后，我回到台北，就和弟兄们交通，如果要在日本带进日籍的弟兄姊妹，必须会说日本话的弟兄去，于是就打发黄共圜弟兄到日本，继续服事。

这就是日本见证的开头。那时，在东京聚会的日籍弟兄姊妹，不过两三位，现在正好相反，几乎都是日语弟兄姊妹，华语圣徒不过三两位。主的恢复在日本的确是扩展了。

一九五九年底，曲弟兄把富山七位日籍弟兄姊妹带到台湾，他们非常爱主，非常单纯，就蒙了主的保守。他们在台北受李弟兄的训练，达四个月之久，眼睛都被开启，看见这条路非常对，所以愿意走这条路。然而他们回到富山以后，那些带领他们的西国传教士，就压制他们，不要他们走这一条路。所以，在他们中间产生许多摩擦。直到一九六四年，这些西国传道人都灰心了，就一一回国。主的恢复在日本，从此得着一个干净的场地。

因着工作上的安排，我在一九六五年到日本，一九六六、六七年也都去了一段时间，每一次都只有几个月，弟兄姊妹们非常同心。那时，富山大学有一位鹏田弟兄，他和几位公会青年团契的带头人，用学生团契的名义，在学校里聚会，但是到末了，只剩下他和另外两个青年团契的领头人。因着主的怜悯，鹏田弟兄就把他们两位一一带来。经过我们和他们的交通，他们都觉得这条路是对的，就出代价脱离公会，转到召会中来。这等于主把富山大学交给了召会，交给了主的恢复。

为着便于在校园里传福音，我们在富山大学校门口，租了一间房子。主给我们一个机会，有位本来要自杀的人得救了。因着他的得救，工作就开展了。因为每一个人都看见，他的光景改变了，所以一下子，有二、三十位弟兄姊妹，进到主的恢复。每一天，在学校里有三次聚会，一次在上课前，一次在吃中饭后，一次在下课后。我们常常借用学校的教室，一传福音，就坐满了学生，光景非常好。那时得救的弟兄姊妹们，现在都是日本各地召会的负责弟兄。因着得着这一批人，主在日本的恢复就有基础，有道路。借着这一批清心爱主的弟兄姊妹们，日本的工作往前开展了。现在，日本约有四十个地方有聚会，圣徒总数约有八百多位。

特别值得补充的是，主的恢复在日本开展的过程中，有好些以前在公会作牧师、作传道人的圣徒转过来；他们的光景非常好，也非常绝对。他们读了倪弟兄、李弟兄的书，都是日文翻译的，看见这条路是主的路，就出了极大的代价走上来。他们有的有三个孩子，有的有四个孩子，但他们都放弃了公会的支持，转来事奉主。有的作了建筑工人，用劳力赚钱养家糊口；有的不得家人谅解，被赶出来。因着第一批圣徒是这样爱主，为着主的恢复全力摆上，所以相当影响后来的弟兄姊妹；他们也非常单纯、绝对的跟随主，走恢复的道路。

我去日本以后，看见日本的恢复逐渐开展，但东京的见证却还不够刚强，也不知道前面的路如何往前。那时，正好李弟兄要经过日本到香港，我们就在日本的一个旅馆，和李弟兄一同有交通。在那个交通里，李弟兄建议日本各地，比较带头的弟兄们，特别是富山的弟兄们，尽力移民到东京，加强东京的见证。因此，各地的弟兄姊妹都往东京移民，以后，黄弟兄也来到东京，专门加强东京的见证。所以，今天东京的见证非常刚强，各地爱慕主的人，只要到东京召会聚会，就被得着了。

那一次，我们送李弟兄到机场，在办手续时，李弟兄要我看看他所拟的，几篇预备在香港驳正的稿子。在那极短的时间内，李弟兄的那些文字，开了我的眼睛，许多的真理亮了起来。此外，我有一个极深的感觉，当时香港召会在相当为难中，但李弟兄把其他地方的工作停下来，不顾一切艰难，来到香港，这使我非常感动。我看见，我们服事召会，不应该避免难处；越有难处，我们越要担起来。以后，我也到香港，参与香港召会所面对的争战，在那里学了很多功课。日本的工作，就由黄弟兄接着在东京开了头。今天日本的见证，实在是因为主在那里，得着了一班弟兄姊妹，非常绝对，非常扎实。这是主作的。

听了这些交通，我深有所感，觉得主在日本的恢复，实在是一个典型，和圣经所记载的一样。先有圣徒从这城移民到那城，撒下一个种子，打了一点基础；尔后，有主的工人到那里去加强他们。

我和日本的关系开始于一九五八年，我头一次到欧美访问时，离开台湾第一站就停在东京，和东京的弟兄们有交通，也有特别聚会。以后，每逢我往西方去时，经过东京，都会和弟兄们有些交通和聚会。

到了一九六○年底，我第二次去美国，回国时，弟兄们特约我从东京到富山，有位西国弟兄还在那里，我就住在他家。聚会中，我用英文讲，他用日语翻译。我相信我那次去，相当加强他们。这位弟兄虽然看见一点光，脱离差会，和一班人凭信心在富山作工，以后也接触到灵恩运动，说起方言；但他看见我们所讲、所作的，实在是照着圣经而行，印象就相当不错。然而，他始终没有清楚看见这条路的光，因此没有多久，就离开富山回国了。他离开之后，富山就再没有西国教士，当地的弟兄们也得着自由了。以后每逢经过东京，我都要停一停，和圣徒们有些交通，亲眼看见主在那里，一步一步的开展祂的工作。

盼望你们青年弟兄们有个印象，主恢复的这条道路，不是基督教里一个平常的工作，这的的确确是主的恢复。凡是在这条路上蒙恩的圣徒，里面都有一个生命的暗流，也都有一个隐藏的爱，爱主，愿意为着主。外面的光景，可能有时热一点，有时冷一点，或者有时向前一点，有时退后一点，有时下沉一点，甚至实在软弱。然而，只要在主的恢复里正常的往前，在我们里面都有一颗爱主的心，也有一点生命的经历。这个生命的流是不止息的，这个生命的种子，种到我们里面以后，无论我们到世界任何角落，甚至到天涯海角，我们里面那颗爱主的心，和生命的种子是不会泯灭的。

从台湾和香港移民去东京的弟兄姊妹中，最刚强、最持久的就是俞弟兄；其他的人，姑且用俗话说，都是凑合凑合罢了。然而，你们不要轻看这样的凑合，他们毕竟都在主的恢复里受过薰陶，也受过栽培，里面的的确确有主生命的种子。虽然有少数人失落了，但大多数人还是有隐藏的爱，和生命的暗流在里面作工。他们热心，有负担为着主在日本的见证，至终就有果子结出来。今天在日本，有八百多位圣徒，散居在四十个地方，从南一直到最北的北海道。北海道那里有很好的聚会，主要是有位医生弟兄的家在那里，并且他的姊妹也非常爱主，每年冬夏都会去美国接受训练。 总的来说，日本的光景完全是主恢复的流流出去的结果，也是主恢复里生命的种子长出来的东西。现在那里的光景，非常扎实、茂盛，生命也相当正常，许多弟兄姊妹都很有长进。弟兄们在日本办了一个书房，把主恢复里的信息，逐渐翻成日文。他们把这些书报发给人，人要再索取，就留下姓名，等到特会时就发通启，邀请那些人来参加；有许多人就借此被带进主的恢复。

日本的民族性认真、殷勤，作事彻底，这对主的恢复，有莫大的帮助。我在美国，接到日本书房出版的生命读经纲目、恢复本等，我就拿给美国弟兄们看，我对他们说，‘连美国的印刷、装订都输给日本。他们作得多精巧，多认真。’所以，这种民族性，与主在日本工作开展的扎根，实在是很有关系。

我们都知道，东京的地价很高，房屋造价也高，但主为东京召会预备的会所，是在东京铁路网的中心站附近，这个中心站有一百条铁道路线经过，交通非常方便。我们能买到那块地，在那里盖造会所，几乎全地众召会都有分。在这件事上，也看见一个新人的交通，以及身体里属灵生命的流动。

主祝福了远东几个国家，但不要忘了，主的祝福乃是为着祂的召会。各处召会都是主在地上一个生命的行动，是为着祂的见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