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本篇起，我们要来看主的恢复在中国大陆以外开展的历史。现今主的恢复在全地，除了中国大陆以外，全球各大洲中，共有四百五十五处召会。一九四九年，我们离开大陆时，海外各地最多只有十五处召会。换句话说，从一九四九年春天我们离开大陆来台湾，到现在为止，全地有四百四十处新兴的召会建立。其中有四十处，因人数不及十五人，所以不算在内。扣除这四十处召会，整整有四百处召会，总人数约四万多。

主的恢复能达到当前的情形，完全是主的恩典，因为在我们中间，没有差会，没有组织，没有一定的人在那里主持、推动这个工作，完全是主自己作的。我们在海外各地的开始，都是如此。

一九四九年，我被工作差派到台湾。当时我带着一家大小十二口，妻子、八个孩子、一个服事我母亲的女佣人，她是个寡妇，无儿无女，什么亲属都没有，她服事我母亲到老，并且照顾我们第二代、第三代。在上海时，因着我的孩子多，她又作不了多少事，所以当地的弟兄们，为我们另找了一个女佣人，三十岁左右，是苏北一个被遗弃的女子，她看我们全家都要走了，哭哭啼啼的不知所从，所以我们也带着她一同走。就这样，我们一家十二口都来到了台湾。

到了台湾，我手中只有三百多块美金，这三百多块还是倪弟兄给的；这也是我个人到台湾开工的本钱。我们一家十二口，住在一个十六个榻榻米大的房子里；这就是我在台湾工作的开始。

倪弟兄在工作上，安排了一位会说闽南话的同工，到台湾帮助我。一九四九年夏天，这位同工到台湾走了一趟，看见当时那种落后的光景，就不愿留在这里。倪弟兄向来不强人所难，于是打发他在香港服事；这位弟兄以后成了香港的同工。

若问我到底是怎么生活，怎么工作的，我只能说我所倚靠的乃是活的神。我到台湾来，一家大小十二口，手里只有三百多块美金，而我从台北到美国去作工，也没有钱在手里。同时，我还背负一个重担，就是台湾一百一十几位同工的生活补助费。这个补助费是月月供给，不算太多，也不算太少。当然，主是活的，还是带我过来了。

我到美国时，只有一处召会，人数也很少；同时，台北召会，并没有给我一点供给。我并不埋怨，因为这是我们的家风。远东的召会对我到美国开工，也没有任何供给。他们认为我到了美国，就是到了黄金之地，所以不需要供给。住过美国的人就知道，他们看钱比远东人看得还厉害。所以，这里的人看我到了黄金之地；那里黄金之地的人看我朋友满天下，都以为有人会照顾我。

初到美国时，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服事洛杉矶召会。有一位中国弟兄，是个会计师，我托他替我报税，他告诉我，洛杉矶召会一九六四年整年供给我六百块钱。六百块在那个时候，勉勉强强够我一个人生活。这是我们在美国的开工。虽然我们出去都是过穷日子，但结果都是丰富的。这就是我们的工作。所以，青年人要知道，这条路是恢复的路，是我们走在主面前的。

因此，从我们离开大陆到现在，三十二年了；在这三十二年之内，在海外，没有什么人特别推动工作，也没有什么组织、差会、捐款等，众圣徒就这样往前去了。有的移民出去，特别是同工们，他们受主引导，就出去了。这三十二年，各大洲兴起了四百处召会，带进来的人有四万多，这是正常聚会的。若算不常聚会的在内，相信那个数字是双倍的。我们要看见，这是主的一个工作，是主自己作的。

一九五七年，召会生活扩展到了日本。几乎没有人作什么，日本的工作就开了头。再看南韩的工作，其实就是一个王重生弟兄作出来的。他是个道地的韩国人，在日本占领韩国时，因着不肯在日本人手下，就随着他父亲，偷偷离开家，来到中国。因此，他也受了一点中国教育，学了中国话。他原名不叫王重生，乃是他在军队里得了肺病，在医院养病时，因着听到我们传福音，接受主得救后才改名为王重生。一九六六年，他回到韩国。从六六年至今，不过十五年，在那里已有三十处召会，一千八百八十人；这也是主自己作的。

所以，年轻的一代，你们必须把这些事看清楚。这不是基督教里的一个组织，也不是基督教里的一个什么运动。我们在这里既没有发起什么，也没有组织什么，你有负担受主引导，你就往前去；主怎样带领你，谁也不知道，只有祂知道。

现在我们来看主在南洋的工作。主在南洋各地的恢复，目前已达到菲律宾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尼、泰国等五个国家。

菲律宾第一个有聚会的地方，是马尼拉。先是有几位中国人，在圣公会里聚会，后来因着稍微看见一点真理、亮光，就不愿意留在那里。王载弟兄，原是与倪弟兄一同在福州开头聚会的，后来作了游行布道家，于一九三五年到了菲律宾，对他们那一班人讲道。这班人就得他帮助，从圣公会出来，自己有一个聚会。王载回国之后，就把缪绍训弟兄介绍到马尼拉传道作工。缪弟兄是在福州得救，而后一同事奉的。那时，他是个全时间的传道人，和福州城外那个聚会，比较接近，但并不在那里聚会。这时，王载把他介绍到马尼拉，此后他就在那里传道、作工，也有了聚会。这可以说是个不清不楚的开头。

之后，陆续有人得救，那些得救的人，虽然没有直接得到倪弟兄的帮助，却间接借着他的书报得了帮助。一九三七年夏，倪弟兄到了菲律宾。他在马尼拉第一次讲道时，一上讲台，就问：‘你们要我讲什么？’一位老姊妹就问了一个关乎召会的问题。倪弟兄在那个回答里，有亮光释放出去。他们那一班人，就因着倪弟兄的话，对召会的立场有了清楚的看见。

一九三七年一月，倪弟兄在上海同工聚会里，头一次对我们讲‘工作的再思’的信息；那一次，关于召会是讲得再清楚不过。夏天他访问马尼拉之后，回到中国，十一月又在汉口对大家重新讲了一遍。倪弟兄对召会立场的清楚，负担之重是前所未有的。所以，他到马尼拉访问时才会问说，‘你们要我讲什么？’以后，他们就请倪弟兄到碧瑶山上，对一百多人讲道。他就讲了‘基督得胜的生命’、‘圣灵的浇灌’、及关乎召会的信息，有一班人因此得了帮助。倪弟兄就在那里，种下了召会立场及生命方面的种子。

一九三七年，在上海参加同工聚会时，我被安排住在一位马尼拉的华侨林弟兄家。我在他家住了十天左右，所以彼此有相当的认识。不久，太平洋战事爆发，上海租界没有了，他们一家就回马尼拉去。一九四一年，他们来了一封邀请函，请我去菲律宾；但我覆信说不能去。之后，上海出了事，聚会关了门。太平洋战事也越演越烈，各地的交通就断了。

一九四五年，日本投降。四六年交通逐渐恢复，上海开始有了复兴。马尼拉的弟兄们，就到上海来。他们当面提起，林弟兄盼望我到菲律宾去，那里的弟兄们也盼望我去。到了一九四八年底，我也有了这个负担，所以就办了护照，准备到南洋各地。然而，因着中国政局的变动，未能成行。四八年底、四九年初，我就在上海紧急赶造上海大会所。

一九四九年初以后，我去了台湾，遇见二位从马尼拉来的华侨弟兄。我们在台北的第一个会所，就是这二位弟兄出钱买地盖造的。他们极力邀请我去马尼拉。那时，中国人到菲律宾是很不容易的。因为一九四六年，菲律宾政府脱离美国的辖管，成为独立的国家后，就非常限制中国人到那里去。因此，办签证极不容易。

到了一九五○年底，我在台湾的工作告一个段落；同时，菲律宾的手续也办出来了。就在一九五○年十一月十七日，我去了菲律宾。

我被接待在会所，那里蚊虫相当多，所以到了第三天，就得了严重的痢疾，送医院急救。主怜悯我，叫我得着了恢复。你们千万不要以为，主的工人出去作工尽是受人敬奉的；不错，一面是受人敬奉，但另一面真是受苦。之后，我就被安排住在一位老姊妹家。

在马尼拉的第一场同工聚会，是在一位弟兄家里。缪绍训弟兄开场就说，‘李弟兄，我们在这里多年，感觉羞耻，工作作得不像样，召会带领得也不像样。所以我们请你来，真觉得需要你的帮助。’我从幼年事奉主，受了一些带领，特别我实在感激倪弟兄，我从他得了许多美好的帮助。他当时的一个带领，就是我们出去作工时，连人骗你的话也要信。不要因为你聪明，人嘴唇的话，你知道不是真的，你就不信。倪弟兄说，即使人嘴唇的话是骗你的，你也得信。

我真的就照缪弟兄的交通，接受了负担，在那里撒下神工作的种子，因而有了主的祝福。这一作就到了年底。一九五○年底，在会所楼下有一个聚会。我请了三班人，同工、长老、执事，总共差不多四十人，一同来聚会。我对他们说，‘我来了一个半月的光景，你们同工起先对我说，需要我的帮助，长老们也说要我帮助，执事们也说需要我帮助。我是个敞开的人，我们受主差遣出来，帮助一个地方召会，但帮助的方法不同，要视一个地方召会的实际情形而定。我们对召会的帮助分二种，有的召会自己可以往前去，只是需要我们来加强，这种帮助是作客的帮助。我们帮了一段时间，就会走了。另一种，就是这里的召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，把召会交给我们，要我们重新带领，好好的帮助。这就不是作客的帮助，乃是我们作主体，带领整个召会。我请你们一点不要客气，都在主面前告诉我，你们需要那一种帮助，是作客的帮助，还是作主体的帮助？’

我的话刚说完，缪绍训弟兄就站起来说，‘我代表众同工，请你来作主体的帮助。’另一位也站起来，代表长老说，‘我们需要第二种的帮助。’后来，又有一位弟兄站起代表执事们说，‘请你照着第二种方式，帮助我们。’因着这样，我就接受他们的邀请。

然而，因着台湾刚刚开工，头一年就翻了三十倍，当地的工作也是相当的多，所以我就答应他们，每一年划出一部分时间，大概是三、四个月在马尼拉，其他时间留在台湾作工。同时，我也盼望他们同工、长老、执事，人位一概不动；并且众人来在一起事奉，从前的作法，要一概到此为止，今后一切要随从新的作法。接着成立长老室、执事室，并安排陈美西、王淑贵二位同工姊妹，为执事室的总负责人。大家都同意了。

之后，这二位姊妹来告诉我说，‘李弟兄，我们没有办法作下去了，因为你安排的，等到你不在时，缪弟兄把这些全都改了。’我就对二位姊妹说，‘你们且不要管，因为那天，他们众人统统交出来了，要受带领，要我作主体的帮助。你们还是照着我交待你们的作，缪弟兄怎么改都不要紧，你们还是照我说的改回来。’我不在时，缪弟兄把一切都改回去，这叫我里面打了问号，到底他开头说需要帮助的话，是客气话呢，还是真话？

虽然如此，主还是祝福。到了第二年，就是一九五一年，二、三月间，那时召会传福音，三月十一日有一次受浸，共有二百二十八人，为人数最多的一次。受浸之后，他们就受带领。我在那里作了五个半月，就回到台湾。从一九五○到六○年，有十年之久，平均说来，每一年，我总有三到四个月在马尼拉。换句话说，在那十年之内，我总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马尼拉，三分之二在台北。我回台北，多半是先开特会，然后作训练。在马尼拉，却不是那样；我在那里有时有特会，有时有一点训练，但几乎每个主日，都是我在那里讲道。

有一天，在长老、同工事奉聚会里，有一位长老站起来说，他要辞去长老的职责。因为他觉得在我们中间作长老，非同公会的长老，公会的长老是挂名长老，什么事都不用作，而我们中间的长老是实行长老，什么事都得作。他自己说，他作生意忙，身体又不好，担不起这个担子。他辞了，别的长老也跟着辞了，一个一个辞，辞到一个地步，缪弟兄也是长老，他也辞了。所以个个长老都辞了，当时我并没有说什么话。

缪弟兄根据这个情形，就来对我说，‘李弟兄，无论如何，请你在这里把长老的事，重新给我们安排安排。’主给我智慧，看得很清楚，缪弟兄是要借此，利用我稳定他的地位。他盼望我重新再安排，以他作第一名长老，因为那时有一班弟兄姊妹，对于他是同工是承认的，但对于他作长老就不以为然。他来见我，好像很恭维的样子，说，‘李弟兄，只有你能作这个事，趁你在的时候，替我们大家安排安排。’我里面很清楚他的用心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是没有政治这一套的，所以他说了，我也不作什么。我所以不作，是要让时间拖长一点，把人的真相显露出来。

约过了四、五周，缪弟兄又来找我，要我无论如何总得把这事办一办。我看他来了第二次，觉得事情成熟了，应该作一点。于是，我就和年长的弟兄姊妹，当地召会中爱主、有属灵分量的人，无论是不是同工或长老，我都在那里和他们有个别的交通，问他们的感觉。那些爱主、属灵的人，都把他们的感觉告诉我。结果，他们所感觉的，就是我的感觉；我的感觉和他们是相同的。既然缪弟兄催促我，也坚请我安排长老的事，我想我也有这个地位安排，并且感觉也清楚了；所以有一天，大家来在一起，他们要我发表对长老安排的事。这一发表，缪弟兄不赞成，因为长老的名单里没有缪弟兄，也没有另一位领头的同工吴仁杰弟兄，他们里头大失所望。这就是马尼拉发生问题的重点所在。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希望利用我的地位和声望，设立他们，不只作长老，更是作头二名的长老。

然而我在主面前，在属灵上一点不觉得是那样。同时，召会中一班属灵、爱主的人也不觉得那样。所以，等我一发表新长老的名单，没有他们二位，他们里头就如同大石沉海。因着他们都辞了长老，并且缪弟兄也请我为他们安排长老，所以这时按着真理，他们是不能说什么。

然而，这就成了马尼拉召会出事的根。以后，缪弟兄曾告诉人说，马尼拉召会原来有一班长老，而李弟兄一去，就把他们那些长老给换掉了。意思是被打压着换掉的，把他缪某人去掉了，也不准他作长老。李弟兄把他们都去掉，把那个地方的聚会，拿到自己手中。

一九五三年下半年，在台北有第一次正式的训练。那次训练特别有主的同在，我们查读了以弗所书。马尼拉吴仁杰弟兄，也来参加，并且大得帮助。他相当服下来，接受职事的带领。然而，等他回去之后，接触了缪弟兄，又受到影响。结果，连吴弟兄这个人也被破坏了。

到了一九五九年，台湾又有一次训练，吴弟兄又来了。这次训练里，台湾有几位青年弟兄，全时间的同工，也在那里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他们正在暗中酝酿反对的事。吴弟兄一到周末，训练休息了，就不留在台北，总是到外埠跟那些反对的人联络。这件事我也说他不对，他里头就气起来。等到那个训练结束，他就回到菲律宾。他回去之后，第一篇信息，就说台湾也有不服的，也有造反的。他并且联络那些有钱、有势、爱世界、对我属灵带领不满意的人，与他们连成了一气。

另一面，在马尼拉住久之后，我就了解当地真实的情形。我发现马尼拉聚会的开头，不只立场不清楚，异象也不清楚。不仅如此，那里的人非常讲人情，世界的味道很重。我在那里讲属灵的道，不是特别去对付这两件事，但很自然的就讲到对付人情，对付世界。这一讲，就讲了十年之久，并且越讲，越有相当的弟兄姊妹得帮助。然而，几年下来，有些爱护我的人，就觉得我不太懂人情，不太给面子。比如，有位生意作得相当成功的弟兄，他的母亲过世，我就和大家一同去参加丧礼，但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。这事情也得罪了他；事后，他很不满意的说，‘我非常尊敬李弟兄，在财物奉献上我非常顾到召会，但我母亲过世，他是领头的，应该有特别的表示。’从那时候起，他就非常不满意我，暗中就有话出来了。

在马尼拉，行婚礼乃是一件不得了的事。因着我们讲到要对付世界，弟兄姊妹接受这个帮助，就不要世界了；但在行婚礼的事上，有的人就是不能脱开世界的那一套。会所不给他们行婚礼又不行，因为在马尼拉，在礼拜堂行婚礼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于是到末了，弟兄们经过交通后，就有一个非正式，也非寻常的定规：凡结婚时，不要世界那一套，只要简简单单的在主面前，和弟兄姊妹有聚会、祷告的，就在会所楼上；谁要世界那一套，又化妆，又照相，又有这又有那的，就在楼下。这样作以后，弟兄姊妹里头又有了怨声，又开始不满意。

当我在台湾，听到马尼拉二位领头的同工对我的带领有了问题，我就写信告诉长老们：‘你们在那里的情形，我都听见了，我不会再去了。我当初去带领你们，是你们交给我，愿意接受我的带领，所以我去。现在，你们竟然是这个光景，我何必再去？’这是一九六○年的事。

然而长老们说，‘你上次来时，曾应许青年人，一九六一年要带他们到碧瑶山上去，好好给他们一个带领，无论如何你要履行你的话。’我就覆信说，‘好。我去，但只到马尼拉停一下，就上碧瑶山去带领青年弟兄们。完了之后下山，我就立刻离开马尼拉，我不到会所去。’长老们也就答应了我。岂知那一次上山，人很多，并且是一次相当好的训练。在那次训练里，个个都得了释放，里头都复兴了起来。

那几位长老就来围着我，请求我下山后，在主日讲一篇道再走，好对当地圣徒有个交待。我一听，实在觉得为难，最后只好答应，下山后留在那里过周六，主日讲一篇道，周一才走。然而，那几天马尼拉召会就起了大风波，有人印制单张，其上写着‘打倒四长老，赶走李常受’，到处分发，局面纷乱。于是，弟兄们觉得我应延缓下山；几天后我就返台了。

我离开之后，魏光禧弟兄有负担去看望那里的召会。他到那里去帮助时，事情就发生了。有一天，缪弟兄和吴弟兄就和那班有钱有势的人，一同行动说，他们是召会产业保管委员会的人，主席也是他们的人，所以他们有权柄，把这个会所封起来，不准人使用。所以，当长老们带着弟兄姊妹到会所守晨更时，就看见会所门口改了，有一个当警察的护卫兵，拿着长枪把门站岗，门上也贴着告示说，没有保管委员会出的许可，任何人不得进这个会所。所以长老们和那些爱主的人，以及魏弟兄，就一同召开紧急会议，打了二分电报，一分给我，一分给香港；香港那时是陈则信弟兄在带领。

当时香港回电说，你们应当另有聚会。那时，四位长老和魏弟兄就得到鼓励，因为他们也是那样觉得，既然会所关了，只好自己另找会所。过了一天，我的覆电才到，我说，你们应当和缪、吴二位严厉的办交涉。然而这个电报到时，他们已经找好了会所。这样，马尼拉就有了分裂。马尼拉被反对的人占领去的那个聚会，完完全全又回到我未去带领以前的老样子，归回原来那个不清不楚的情形。

那些清心爱主爱召会的弟兄姊妹，被圣别出来，在新找到的会所，有了一个新的起头。从那时候起，逐渐的在马尼拉周围，主也兴起几个地方，在大岷区有六个召会。这六个之外，还有碧瑶、宿务、伊里干、三宝颜等，共有十处之多。 除了这些之外，在菲律宾还有一个大岛，叫民答那峨（Mindanao），这一区的当地语言是维萨延（Visayan）。这一个地区的召会，是借着一位华侨弟兄兴起来的。他从小就到民答那峨，会讲维萨延话，并且也懂一点英文和中文。他得救后不久，我就到了菲律宾。当时我出版了‘圣经要道’六十题，他就把‘圣经要道’六十题，统统翻成当地的语言，不仅自己讲，自己翻，还自己印行，并且作了一些诗歌，实在有恩赐。他娶了一位当地的女子，他的样子长得也像个当地人，不过他实在是个中国人。在那里，他什么都不用，只单单用‘话语职事’、‘圣经要道’这一类的材料讲道、传福音。结果，他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步，在不到三十年之内，就建立起一百一十二处召会。

到现在，菲律宾总共有一百二十二处召会，约有一万六千多圣徒。

新加坡是个城国，一国就是一个城，一个城就是一个国。城叫新加坡，国也叫新加坡。这里的人口，八成是中国人，二成是印度人、马来西亚本地人，还有一班欧洲的白人。所以，英文在那里可以用，本地话也可以用，当然，中文更可以用。现在当地的政府，鼓励华侨在那里不要说家乡话，要正正式式的说北平的国语。换句话说，新加坡就是今天的小中国。他们重要的官员也都是中国人。

一九三四年，在新加坡开始有聚会，有位王开森弟兄在那里。他们那时是看见了一点真理，但也不是太清楚。尔后，有所谓同工中的一位，陆忠信弟兄（他也是开除倪弟兄中的一位），到那里作工。我和他初识是在一九三四年，倪弟兄在杭州那一次得胜聚会，也就是倪弟兄结婚那次聚会。那时陆忠信弟兄还在聚会中领诗；我乃是根据这个，以为他已经和倪弟兄有过对付了。实在说来，他在新加坡作工，从起头就没有把新加坡带到一个清楚、确定的基础上。

一九四八年，倪弟兄的职事恢复了，在鼓岭山有训练。陆忠信弟兄也去访问。在那次训练里，倪弟兄非常着重的打一个点，就是要同工们受完训之后，不要再像从前那样到各处跑，都要在一个地方住定下来。那次的训练，着重看见耶路撒冷的路线，就是住定下来的路线。一九三七年所看见的，是安提阿的路线，乃是出外作工的路线。所以倪弟兄说，‘你们都要到一个地方住下来，并且在一区之内，选择一个比较大的地方作中心。同工们都住在那里，重要的同工也要在那里作长老，并且作带头的长老，带领那里的召会。’

陆忠信弟兄在新加坡作工，不太受重视，也不是很愉快。他从倪弟兄的鼓岭山上训练下来，一回去就将所听见的大讲特讲。他说，地方召会都要交给同工们，同工们要在那里带领，并且用福州城里交出来的事作例证，要大家都得交出来。他的意思是，他回到了新加坡，要新加坡交出来，也就是交到他手里，让他来带领。他这一讲，就把王开森弟兄讲反了。

王开森弟兄说，‘从前我们很尊敬倪弟兄，他在“工作的再思”里说，有了召会，设立长老，就要把召会交给长老，同工们要出去跑，不要过问召会。现在，鼓岭山上又变了，说什么耶路撒冷的路线，由同工们来接收召会。’所以，新加坡是第一个定罪福州事件的。福州事件就是一个福州城的聚会，交出来了，交给工作去接收。所以，陆忠信是适得其反，吃了闭门羹。同时，王开森说，‘我们虽然没有见到李弟兄，李弟兄当然是和倪弟兄站在一起。’在这之前，新加坡也有人请我们去，但陆忠信弟兄这么一作，新加坡召会就向我们关了门。

新加坡召会根本不认识我，但陆忠信弟兄在那里，大卖我的牌子，因为倪弟兄被关监了，他只好卖我的牌子。到了一九五三年，马尼拉有一个国际聚会，陆忠信弟兄又从新加坡到了马尼拉，在那里，又卖我的牌子。这时，王开森就认定陆忠信和李弟兄是合起来的，便更加反对。

之后，陆弟兄又去了马尼拉几次，都住在工人之家。有一天聚完会，大家回到工人之家，坐下来交通。在交通中，我就说了他。我说，‘你在南洋，新加坡跑印尼，印尼跑泰国，你怎么能这样一直跑？你看你到底跑出什么结果来？’几次长老们请他讲道，他在讲台上，讲来讲去，就是讲受浸要先到水里浸一浸，只能讲这么一个道。那是几十年前，开工时的道，脱宗派、受浸、蒙头、擘饼等；但他竟然在那个时候，还讲这么一篇老道，讲得大家垂头丧气。所以那一晚我才说，‘陆弟兄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’

这事以后，他告诉人说，他听见我那一篇话，真是感觉羞耻。本来他是站在倪弟兄那一边的，站不成，就转来站李弟兄这一边；站李弟兄这一边的结果，倒是给李弟兄责备了一场，所以，只好反了。那晚，在那个局面里，这个反的种子种下去了。

一九六一年，马尼拉事件爆发后，他在新加坡立刻响应。他这一响应，就马上和王开森合一了。这时，王开森也欢迎陆忠信。一九六二年，他们二人在一个主日，在新加坡的聚会里，站起来正式声明，不要召会立场，也就是不走召会的道路。然而他们这一声明，就出了事。因为在新加坡，还有几个懂真理的人，他们这一班人就不能接受。所以这班人说，‘你们既是正式声明，不要召会立场，你们就不走召会的路了，那你们和公会就没有什么两样。我们从前脱离公会，今天我们也只有脱离你们了。’所以他们就出来，开始另有聚会。以后，张晤晨弟兄一直去坚固他们。一九六五年，我也曾去看望他们。现在他们也很蒙主祝福，约有一千多人，并且也买了地，准备建造会所。这就是新加坡的情形。

马来西亚分东马和西马。第一个地方召会，就在实兆远。一九二四年，倪弟兄被请到马来西亚的实兆远，在那里有人接受了召会的真理，第二年就开始有聚会。后来在槟城，约于一九三四、三五年左右成立了召会。而后，东马也有了召会，大部分是在沙劳越。从那里又到了沙巴，沙巴就是东马最东的一部分。马来西亚至今共有二十处召会。

印尼的召会，大部分是从一九三六、三七年开始的。先在泗水，以后就到了万隆，再后就到了雅加达。雅加达是个大地方，是到一九五几年才有召会的。这个地方是从王载弟兄开始的。王载弟兄在印尼接触了泗水的一班弟兄们，以后他们就开始聚会。虽然是王载开始的，但弟兄们都读了倪弟兄的书，从倪弟兄得着许多帮助。以后慢慢转了，一直转到一九六六年底。六六年，我经过香港，在那里遇见一位弟兄。他坚持请我一定要去印尼，所以那一年，我就去了印尼，先到雅加达，再后到泗水、万隆。

一九六八年，我又去了一次，当时弟兄们一再请求，从台湾安排几位同工去印尼帮助。那时，张晤晨弟兄也非常推动这事，觉得台湾这么多的同工，不要都留在台湾，应当出去几位。所以就提了三、四位弟兄，直到一九七一年，出国手续才办成功。

所以一九七一年以后，弟兄们就接二连三的去了好几位。这时有位我们中间的同工，在那里定罪我控制远东。在这位同工去访问印尼之后第二年，弟兄们的手续大部分都办好了。所以他就说，他刚走，第二年，李弟兄就派了几个台湾同工，去把印尼看守起来。所幸在这位同工没去之先，印尼早就要我们差遣人去，并且是印尼方面在那里替这几位台湾同工办手续。早也办不出来，晚也办不出来，偏偏等这位同工去过之后，手续都出来了。在外面看，好像是我控制，逼得他是无路可走。事实上，主知道。

在天地间，我能向鬼魔夸口，五十年来，我讲的道没有改，我走的路没有改，我从来没有更换我的同工，我和任何人同工了，就是同工了，谁都不能闭我的口。求主怜悯，在这地上我的同工最多。众人在这里都能作见证，我从来不管人的什么事。

所以，印尼就这样越过越上轨道，越过越稳定下来。我希望印尼的弟兄们，或者几位去帮助印尼召会的弟兄们，要到主面前去，好好有祷告，重新有学习，有考量。现在印尼有十七处召会，也有一些当地人加入召会生活。

泰国的第一处地方召会，就在首都曼谷。曼谷开始得相当早，是一九四二年开始的。同样的，也是在不清不楚中开始。到有一天，因着和香港出事的人接触，在曼谷这里就把那些清心的人，完全从会所赶出去。一九六九年，弟兄们被异议者赶出来后，就在那年十月间，另租房子开始聚会。在曼谷南面，也就是在泰国南部，还有几个地方，一共有十二处的聚会。

我们实在感谢主，现在，这地上各大洲都有主的恢复，这实在是主的恩典，是主自己作的。我要再强调的是，我们都必须看见两点：第一，什么是主的恢复；这个异象，这条路，这个恢复，我们要看清楚。第二，我们的心要清洁，我们的人应该对；如此，主的恢复在地上才能有一条出路。这是我讲说主恢复的历史的负担。